【进程篇－中国战场】拉锯战：无奈的防守反击

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中国的全面抗战已经进行15个月。日寇在中国投入100多万部队，付出近45万人的伤亡，没有结束这场战争，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从绥远、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广东的4000多公里的正面战场，国军200多个师与日寇形成对峙。

在日寇占领区，八路军和新四军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晋察冀、晋绥、晋西南、晋冀豫、冀鲁边、山东、苏南、皖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抗日武装发展至18万人，根据地和游击区人口5000万，日寇在占领区只能控制主要城镇和交通线。

在日本战史中记录道：“占领地区特别是华北和华中方面，由于徐州和汉口作战而兵团外调，移动频繁，造成后方兵力不足，只能保持点和线。前线方面也在扩大，以致到处配备薄弱。敌人乘此弱点，遂逐次企图扰乱后方乃至进行局部反攻。”

从外史资料中也能够反映出，在这样一种战争态势下，日寇若想继续维持战略进攻的势头，就必须投入更多的兵力和物资，并准备承担远甚于以往的人员及物资的消耗。即使如此，日寇也没有胜算的把握，更何况15个月的战争已使日本的军力、国力不堪重负。

1938年4月，日寇实施第二次军需动员，采取利用代用品、回收废品乃至降低产品规格的措施，以减少原料供应不足的困难。在兵力结构上，截至1938年8月，在华日寇中现役兵仅占11.3%，预备役兵占22.6%，后备役兵占45.2%，补充兵占20.9%，战斗部队的战力正在下降。在经济上，日本的出口受原料不足影响明显下降，1938年上半年同比下降32.9%；进口下降19.6%；黄金储备从战前的388吨降至25吨。

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9月，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签署《慕尼黑协定》，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日本认识到，德国的目的绝不仅仅如此，整个欧洲距离战争已经越来越近，一旦德国与英法交战，欧洲列强将不能顾忌其在亚洲的殖民地，日本在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会出现千载难逢的机会。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东亚新秩序”声明，宣布：“在东亚地区建立日本主宰下的新秩序，以取代华盛顿条约所确立的、以英美为主的旧秩序。”这表明日本要借助欧洲动荡之机，在远东采取扩张计划，取代由英美等西方国家主导远东地区的格局。

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态度，英美并没有选择与日本直接对抗，而是采取援助中国的方式，一方面遏制日本的扩张势头，一方面用来作为与日本谈判的条件，并选择一个合适的机会牺牲中国利益，保全自身在远东地区的权益。

1938年12月，美国通过“桐油借款”方式援助中国，随后英国也向中国提供信用贷款。与此同时，英美继续与日本保持着贸易关系，当时日本进出口70%的贸易对象是英美两国，两国对日本的出口额是对中国出口额的5倍，全部都是日本国内急需的工业原料。

1938年底，西方国家提出解决中日问题的方案，并向日本和中国提出，如果双方愿意修改《九国公约》条款，西方愿意为此召开国际会议。1939年5月，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向蒋介石提出具体建议：“放弃满洲，中日实行合作，取缔反日活动，恢复七七事变前的态势。”7月24日，英国与日本签署《有田－克莱琪协定》，在协议中英国“完全承认目前中国的实际局势，承认日本在其占领区内享有特殊之要求，允诺凡有阻止日寇或有利于日寇敌人之行动，英国均无益加以资助。”由此表明，英国等西方国家为制止日本在远东的扩张，不惜牺牲中国的核心利益。

苏联在远东问题上，则比西方各国要清醒得多，斯大林一方面加大对中国的军事援助，一方面采取的对日政策远比英美强硬。苏联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对中国的同情，而是为了自身在远东的利益，中国的抗战可以牵制日本的军事力量，从而减轻苏联远东地区的压力。1939年，苏日爆发诺门罕战役，日寇惨败。1941年4月，双方签署《苏日中立条约》，两国握手言和，在这份条约中，苏联承认了日本实际占领中国东北的事实，换取日本不在远东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保证。

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欧战爆发。日本借机以“不介入欧洲战争”为筹码，向英法等国施压，迫使英法等国同意对中国实施禁运，包括关闭法属印度支那的滇越铁路和缅甸境内的滇缅公路。

1940年9月，日本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向东南亚和西太平洋的扩展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西方各国转而对日本采取强硬政策。

同期，日本撤销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由西尾寿造统一指挥在华全部陆军（不含关东军），下辖华北方面军、第11、第13和第21军四个战略集团，共计24个师团、20个旅团又1个

骑兵集团。其中，第11军下辖7个师团又2个独立混成旅团，配置在武汉地区；第21军下辖4个师又2个独立混成旅团，布置在华南地区；第13军下辖4个师团又2个独立混成旅团，布置于京沪杭地区；华北方面军下辖9个师团又12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个骑兵集团，布置于华北地区。

1938年11月25日，国民政府在武汉会战结束后，于湖南衡阳召开军事会议，国共双方百余人与会，在历时4天的会议中，国民政府认为：“武汉会战后，战争形势出现重大变化，日寇兵力已到最大限度，而且随着战场的不断扩大和力量分散，疲惫不堪。因此，中国抗战开始进入第二个时期，即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国民政府应连续发动有限度的攻势与反攻，以牵制消耗敌人。”

会后，国民政府重新调整部署，将全国战场划分为8个战区，即：

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辖12个师、1个骑兵师、1个步兵旅和1个骑兵旅；辖区包括河南及安徽一部；

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下辖32个步兵师，5个骑兵师，14个步兵旅，3个骑兵旅，辖区包含山西及陕西一部；

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下辖22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辖区包含苏南、皖南及浙闽两省；

第4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下辖18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辖区包含广东、广西；

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下辖3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辖区包含辖皖西、鄂北、豫南；

第8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下辖6个步兵师，4 个骑兵师，9个步兵旅，4个骑兵旅，辖区包含甘、宁、青及绥远；

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薛岳代），下辖52个步兵师，辖区包含辖赣西北、鄂南及湖南；

第10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下辖9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步兵旅，1个骑兵旅，辖区陕西。

此外，另设鲁南战区，总司令于学忠，下辖7个步兵师；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下辖5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军事委员会直辖23个步兵师，其中9个步兵师有1个步兵旅担任后方警备。陆军总数共计242个师、40个旅。

1939年1月21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重申：“吾人所求为合乎正义之和平，非屈服之和平，屈服只以助长侵略。中国若怵于日本暴力，以屈服谋一时之苟安，则将为日本之殖民地……我们的精神绝对不要被敌人所胁制，我们更绝对不能受敌人的欺骗。我们一定要持久抗战奋斗到底，不但使敌人过去速战速决的目的不能达到，而且要使他现在速和速结的狡谋成为粉碎，这就是我们今日唯一的方略，这就是敌之失败，也就是我国胜利的基础。”

蒋介石之所以如此表态，是因为国民政府内部始终存在“对日妥协”的声音，其本人也同样没有放弃与日寇和谈的可能，对于蒋来说，问题在于时机和条件。

1939年9月1日，欧战爆发。国民政府密切关注着国际时局的变化。9日，蒋介石指出：“现在欧战既起，我们更要固守既定的方针，不计前途的险易和利害，亦不计国际形势变化到如何程度，而必求我们一贯的方针贯彻到底……敌人如要想全力来解决中国战事，我们就可集中全力来消灭敌人的这种野心。”11月12日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蒋明确宣称：“一直要打到欧战结束。”

以上可见，蒋介石在坚持抗战的态度上越来越坚定。但是在国民党内部，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到处散布失败主义言论。七七事变爆发后，汪精卫就以“局外者”的口气称：“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地承认吃亏；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地承认打败仗。”

1938年1月至10月，汪委派董道宁、高宗武多次前往上海、香港与日本政府和军方人员密谈。7月，日寇陆军大臣等军界高官向汪承诺：“日本希望撇开蒋介石，由汪精卫出面与日本实现和平。”至此，汪决心投靠日寇。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携妻陈璧君逃离重庆，经昆明抵达越南河内。随后，陈公博、林柏生、陶希圣相继叛逃。1940年3月，汪精卫于南京成立伪政权。

南昌会战

1939年1月31，日寇第11军拟定攻占浙赣铁路枢纽南昌的作战计划，规定：“攻占南昌的目的在于切断浙赣铁路，各段长江以南的安徽省和浙江省方面敌人的主要交通线。”为此，第11军司令冈村宁次调集第101、第106、第6及华中派遣军第22师团4个师团及特种兵、空海部队12万人投入会战。

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在赣北、湘北的部署重兵，包括第19集团军（罗卓英部）、第30集团军（王陵基部）、第31集团军（汤恩伯部）、第1集团军（卢汉部）共计20余万人。

3月17日，日寇第101、第106师团各一部渡船经鄱阳湖南下，发起南昌战役。24日，经多日激战，攻占由国军第32军（商震部）第5师（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