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篇】希特勒5：从囚徒到登顶的八年

1924年12月20日，希特勒走出了兰茨贝格监狱。接他出狱的是日后两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一位是出版商阿道夫·米勒，另一位是啤酒馆暴动那天下午和他喝咖啡的朋友，也是他以后的专用摄影师霍夫曼。门口停着一辆旅行车，希特勒高兴地跳了上去，心情愉快地对二人说：“多好啊，又坐上车了！”

希特勒当时兜里没有一分钱，这倒不是他生活窘迫，而是在和典狱长和狱警道别时，他将身上所有的钱（282马克）都送给了他们，以感谢这些人为他做的一切。他后来回忆说：“所有人都哭了，除了我。”

时隔13个月，外面已经今非昔比。纳粹因为啤酒馆暴动被禁止活动，成员纷纷自立门户，然后和其他派别组成了一个松散的集团，与1924年国会竞选时相比，这个集团的支持者从190万人下降到90万人。不仅如此，施特拉塞兄弟在德国北部（以柏林为中心）逐渐做大，已经威胁到了希特勒在纳粹内部的权威。罗姆把冲锋队改名为“前锋队”，牢牢地控制着纳粹的准军事组织。

除了内部的威胁外，纳粹仍然被禁止活动，巴伐利亚和魏玛当局仍然对他们十分忌惮，担心他们还会搞出什么乱子来。其实当局的担心有些多余，因为希特勒很快意识到民众的情绪有了很大变化。在他刚刚被关押进监狱后不久，德国央行新任行长亚尔马·沙赫特就和英国方面达成谅解，重新拯救了德国的货币。从那以后，德国工业生产开始恢复，经济又回到了正轨，这让更多的人找回了曾经安逸的生活。所以纳粹用失业、饥饿和《凡尔赛条约》激起民众愤怒的方式已经不怎么奏效了。

希特勒要解决三个问题：恢复自己在党内的权威、解除当局给纳粹套上的枷锁，以及寻找到连接民众内心的新渠道。

1925年1月4日，希特勒拜会了巴伐利亚新任州长海因里希·赫尔德。二人谈了半个小时，阿道夫摆出和解的姿态，让对方很受用。他保证自己会忠于新政府，保证在未来使用合法的手段。当晚赫尔德便对身边的人说：“这头野兽已经制服了，我们可以松松链子了。”2月16日，巴伐利亚解除紧急状态，取消了对纳粹的限制。

2月26日，希特勒在《人民观察家报》发表一篇《新的开端》的文章，标志着自己重新返回政界。第二天他在啤酒馆暴动的发起地——贝格勃劳酒店召开集会。可以容纳3000人的主厅已经挤进来4000人，外面还有1000多人无法进场。晚上8点希特勒出现在现场，再次掀起了追随者的狂热。数千人挥动手中的啤酒瓶，争相去拥抱他。这一切似乎又回到了1923年11月8日的那个晚上。

希特勒的演讲主题是团结，他号召陷入分裂的纳粹摒弃前嫌，重新回到万字旗下。同时他承诺，只要重新赋予其在党内独裁的权力，他会用一年的时间给所有人满意的答案，否则就交回权力。

他的狂热感染了听众，很多人在哭泣，曾经势不两立的仇敌拥抱在了一起。众人重新接受了一条原则：一人统治，不准怀疑！

由于这次集会太成功，赫尔德又不免担心起来。随后巴伐利亚警察局宣布禁止希特勒在接下来的3月份计划举行的5次群众集会。希特勒有些恼怒，他亲口提出了抗议，并要挟：“想跟我们干架的不妨来试试。谁进攻我们，谁就会被捅得稀巴烂。用不成和平方式就用武力，但一定要成功。”

希特勒的表态惹怒了赫尔德，他随即下令无限期禁止希特勒在巴伐利亚州公开演讲。这份禁令在不久之后扩展到德国几乎所有的州。就这样希特勒失去了手上最有力的武器，他不得不再次沉寂下来。

希特勒这时也意识到了自己有些操之过急，他没有做出激烈的反抗，转而对外界宣布自己将重心转向著书立说和加强党内建设上去。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也是考虑到了国内的整体氛围，他觉得应该等待一个时机，一个能重新掀起民众情绪的时机。没承想这一等就是5年。

在重新梳理党内权威的问题上，希特勒的进展也是一波三折。2月27日在贝格勃劳酒店召开的那次集会，大多数纳粹重要人物都出席了，没有来的包括：罗姆、施特拉塞和罗森堡。还要值得一提的是，陆军元帅兴登堡在此期间以78岁高龄当选魏玛共和国第二任总统，他将成为希特勒日后的看守人。

罗森堡并不是强硬分子，希特勒有意把这位昔日的心腹晾在一边，不主动联系他。这让罗森堡很懊恼，他抱怨希特勒从来就不喜欢他，他还通过别人警告希特勒，必须停止相互攻击，否则大家都会灭亡。

他派人和希特勒联络，后者虽然采纳了罗森堡的意见，但还是当着来客的面讥讽了罗森堡一番。最后他要求罗森堡“赶快回头，停止玩弄花招”。强烈的自尊心让罗森堡博士又经历很长一段时间才回到希特勒的麾下，阿道夫没有亏待他，《人民观察家报》又交到了罗森堡的手中，

罗姆的脖子也够硬，1925年4月，他虽然主动联系了希特勒，却坚持让对方承诺

自己是冲锋队的唯一领导，同时他承诺会对希特勒绝对效忠。这种军阀式的表态自然不会被希特勒允许，此时冲锋队已有3万之众，这股力量不可能用一句承诺就能放心地交给一个人。

希特勒拒绝了罗姆，要求冲锋队必须接受他的领导，罗姆不从遂向希特勒递交了辞呈。罗姆没有收到希特勒的答复，他在几天后又致函给希特勒，末尾写道：“我趁此机会对你的同志之情表示感谢，并请求你勿将我排斥在你个人的友情之门外。”罗姆的“善意”仍然没有得到回复，于是他于次日宣布辞职。就这样罗姆在希特勒的沉默下退出了政坛，愤而出走，去了南美的玻利维亚。

最难缠的是施特拉塞兄弟（格里戈尔和奥托），哥哥格里戈尔是纳粹左翼领袖，弟弟奥托是一位著名的报社记者，而且格里戈尔身边还有一位得力的秘书——戈培尔。内斗差点让纳粹一分为二，最终因为格里戈尔·施特拉塞的优柔寡断，才让希特勒找到瓦解对手的机会。戈培尔因此对施特拉塞大失所望，从此倒向希特勒一边，并很快成了希特勒的左膀右臂。

其实施特拉塞领导的纳粹左翼才是思想健全的派别，他虽然也反犹，却并不反动，从始至终他都没有彻底倒向希特勒。也正因为此希特勒一直视施特拉塞为党内最大的威胁。两人貌合神离、互相猜忌，直到多年后，施特拉塞死于“长刀之夜”。

希特勒的个人生活也与往日不同，他出狱后的不久，摄影师朋友霍夫曼邀请他来家中作客，共同迎接1925年的到来。一位漂亮的姑娘吻了希特勒，这让他浑身不舒服，像个孩子一样目瞪口呆，聚会的气氛也一下子变得拘谨起来。希特勒客气地和大家道别，然后匆匆回到了自己的小屋。

这次“不愉快”似乎激发了希特勒体内的荷尔蒙，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男人。1925年的夏天，希特勒来到贝希特斯加登度假。16岁的米茨·赖特和姐姐在希特勒租住的房子对面开了一家花店。希特勒邀请米茨参加音乐会，却被姐姐阻止了。

没多久米茨和希特勒的关系更近了一步，人们经常看到他们在湖边散步。米茨后来回忆说：他们成了情侣，米茨想要结婚，对方只答应在慕尼黑租一间房子住在一起。这段感情最后无疾而终。

人们很难相信，自从1920年3月他退伍以后，就一直住在一间11平米左右的小公寓里。他身边不乏富商和大企业主，每次活动也都能收到众多崇拜的目光和溢美之词，可每天深夜他还会回到那个小屋，躺在一张小床上。

1927年的夏天，希特勒再次来到贝希特斯加登。他在那里以每月100马克长期租下了一栋乡村别墅。让姐姐安吉拉一家搬到这里，帮着照看房子。外甥女吉莉也搬来了，她当时20岁。所有人都看得出来，希特勒的眼神里不仅是舅舅的慈爱。米茨知道这件事后一度试图自杀，幸亏他的姐夫及时发现把她救了下来。

1929年，17岁的爱娃·布劳恩走进了希特勒的生活。他在摄影师霍夫曼开设的照相馆里工作。她父亲是一名老师，母亲是修女。希特勒和爱娃相差23岁，她一开始会跟别人炫耀与希特勒关系有多么亲近，这让两个人的关系差点提前终结。

希特勒还解决了另一件头疼的事，他是奥地利人，当局随时可以使用“驱逐回奥地利”的手段把他从德国赶走。1925年3月底，他给奥地利方面写了一封信，请求吊销他的奥地利国籍。几天后奥地利政府发出移民通知，取消了“他对奥地利国家的忠诚”，不允许他踏入奥地利国土。他现在仍不是德国人，所以不能担任政府职务。不过希特勒认为这已经不是问题，如果需要很容易就可以解决了。

1925年至1930年可能是希特勒生活最安逸的几年，他衣食无忧，纳粹虽然不再呈现井喷式的发展，可规模正逐步扩大。此后他终于等来了新的机会，一场风暴正席卷全球。

1929年10月，缘起于华尔街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德国的经济恢复期戛然而止。至1930年3月，失业人口达到300万，到了当年的秋初，这个数字又翻了一倍，越来越多的家庭再次沦为赤贫。

早在1927年的时候，当局就已经解除了希特勒发表“公开演讲”的禁令。他和戈培尔抓住机会四处演讲，承诺给民众一个“理想的新世界”。像1920年提出“25点纲领”那样，他们给农民、工人、学生、爱国者、市民都许下诺言，对农民提出了调整税收和进口关税的主张；对没有工会撑腰的中下阶层给出了希望；对贫困维持的中产阶层给出了自尊；给学生的是理想，给工人发出的呼吁则是“德国的工人们，觉醒吧，挣断你们的锁链”！

被纳粹吸引的不仅是普通民众，不少知识分子、社会名流，甚至是皇室也都加入了进来。德皇威廉二世的幼子也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告诉对方自己已经加入，并向他宣誓“效忠”。与他一起的还有德皇的侄子以及其他皇室成员。

作为纳粹的宣传部部长，戈培尔在几个月内组织了6000次集会，准备为夏天的国会选举造势。他和希特勒辗转德国各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