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周里白天上班，晚上下班后先去自习室准备申请事项。推荐信是赵老师帮忙找她舞蹈学院的教授写的，赵老师说她老师过几天会来一趟，我开始挤时间去她的工作室准备展示剧目，回到家一般都十点多了，紧张得梦里都在跳舞背书。早晨起早锻炼完则看书备考金融分析师。

母亲对我早晨的基本功训练很谨惕，但看在我每天陪她五点刚过就起床的份上，她也没有说什么。我同她说晚上下班要去自习室，她除了说我不珍惜在学校里的时间学习外，没别的有新意的话。争吵的概率也随着每日面对面相处时间的减少而减少。

实习生照旧监控着互联网舆论动向，周姐……咳，愈加膨胀了些许。李叔看上去是想跟周姐的前领导王总一样，走闷声干大事的路线，但那也应该是很久后了。

周姐在公司里颇为恃才傲物，作为券商公司里业务部门的职员，她组里的交易量大确实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同事跟我说周姐之前也不太把前领导放在眼里，安排开会的时候态度爱搭不理的，不是光针对李叔一个。

我听完只是笑笑。八卦是现代生活的必需品，枯燥的生活需要它来调剂。

公司内同职位的人里周姐是为数不多的女性。公司草创的时候周姐从国泰跳槽来此做业务工作，当时就是奔着日后总经理的职位来的，直到现在她的成绩在公司内还是数一数二，却在关键时刻被前领导闪了一下，估计是胸中恶气实在难咽。

李叔和之前的王总无疑是很聪明的，他们让我想起孙姨的前夫，想起那个他事不关己的吹着茶水的晚上。一个弱势的男性总是比一个弱势的女性得到的同情要多，而且他们不需要成为真正的”弱势“，只要他们沉默、少说两句话就足够了，就好像”表达“是他们维持性命的手段，少一句都是被女性”抢夺“了基本生存权。至于这少的一句是以什么为标准，那肯定不是以他们给女性的标准为标准了。

倒不是在替周姐辩解什么。我并不知道那些八卦的真实程度，也无意去评价与自己没太多关系的人。只是身处这样一种行业，在这个公司里短暂的工作经历让我对资历和上下级这种“以早为尊”、“以老为尊”格外反感一些。看看那些老经纪人，实在让人没有好感。

母亲的一位老姐从某省级单位退休，退休后炒股赔进去一百多万，母亲在某种程度上对经纪人的反感也源自此，她认为经纪人是骗人钱财的。

不能说母亲的想法是错的，她没有说整个行业是骗人的，只是觉得从事这一行业的人是骗子。在国内金融市场野蛮发展的时代各种行业都有它的“原罪”，好比股票经纪人会劝客户多做交易、多进行操作，好比初创企业少不了的“官商勾结”。拔出萝卜带出泥，虽不至于严重到说“有人的地方都不干净”，但有利可图的地方确实都不干净。

大四寒假回家查自己的社保记录，原是母亲为着我考研去确认我的档案情况，结果发现我在老家工业园区里的某家公司里有工商保险记录，一次□□了三十年。

这可是个人信息泄漏、盗用个人身份的大案子，根据我同对方公司工作人员的交涉，像我这样的他们公司里有几百个，整个工业园区少说几千将近上万。

但像我这样刚成年的大学生被拉入他们员工系统的不知道有几个。

具体是哪一项扶持政策我也不清楚，只是一个公司提供的就业岗位越多，解决的就业问题越多，便可以缴纳更少的税。社保系统上的那一条记录里留的并非我的联系方式，试探着打过去竟是该公司的工作人员。他倒是大方地承认了自己公司的违法行为，还“好心”地告诉我名单是县政府提供的，让我有事找政府。

公司交出去的保险退回去了、所纳税额的比率降了，政府的补贴拿到了。

受害者只有我们罢了，估计还有很多人都不知道，毕竟谁闲了没事去查档案。

这么麻烦，母亲当时已经退休，社保局接待人员耗了她一天才给查。

而我听到是县政府给的名单时，第一反应是名单要从公安局筛，会不会是那位从未尽过一分责任却因为人类语言的匮乏我不得不称呼他为“父亲”的那个人又给我使了绊子。比方原本没有我，但他把我加进去了。

毕竟记录上的信息是高考后的第二年我刚过十八没一个月，怎么会蠢到拿大学生凑数呢？那个工作人员还说找的都是个体户和农民，没想到会有大学生。

实话说，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还是太危险了。

我当即就说要报警，母亲狠狠教训我，让我不要添乱。

母亲拿这件事教育了我半年考公务员的重要性。为了把这项记录消除母亲给以前的同事们打电话，跟社保局局长说解决不了就去刑警队立案。社保局局长一边说小孩儿的事是大事，一边让母亲不要着急说他有时间去市里。

我想了想，给市长热线打了电话。第一次说记下了会处理，第二次换了个接线员又说这事儿不归他们管，一项记录消不了就算了自己怎么不注意，傲慢的男声不停说教。

我又去找省长热线，到官网查省社保厅的联系方式。两个自然都没有找到。

我打电话的时候母亲冲我发脾气，说小孩子不要管。

……唉，那是我的档案啊，难道我是自己的局外人吗？人家都说了是县政府给的名单了，怎么能指望县级可以解决事情呢？

要立案起码也是去市刑警队才对罢。

最后还是市长热线起的作用，社保局局长被叫去市里开会从市社保局那边消除的，老同学老同事的情分没一点用处，县级单位根本处理不了。

母亲大受打击。

我则越发希望番守德出车祸自己开车冲墙上被撞死，撞死有些便宜他，最好全身不遂，保有意识，自生自灭。至于那个接线员，也没个投诉渠道供我维权。

那家公司就算了，好赖是个真公司，有人在里面工作，万一真被我咒倒闭了不太好。

考研自然是没考上，那时作品集已经准备到了关键时刻我心思也不在那上面，要不是知道母亲考研那两天会过来，我连报名都懒得报。那时一心只想跳舞，什么都不想管了。现在则经由从楼梯上摔下来之后的“否定”阶段进入了“否定之否定”的阶段。

孙姨过的是很清醒的，她与她的前夫从在一起到离婚再到现在虽然没复婚但也算在一起了的辩证否定的全程其目的都很明确。她觉得自己战胜了那位第三者，外加她前夫现在虽然不是局长了但包工程也有收入，她要把那几年失去的赚回来。

她前夫也很清醒，职位被人告掉的时候是孙姨花钱保他（如果不是为着昕姐和雪儿姐的档案估计孙姨才不舍得这么多钱），那边在第一时间选择跟他离婚撇清干系。李峰知道他儿子不会给他养老送终，但昕姐和雪儿姐不会不管他。

西方的政治学说的观点是政治的本质是利益分配，我看现在婚姻感情什么的也都是利益的分配。如果孙姨自己能当上个局长或许整件事情的走向会不一样，但她是惯爱占小便宜的，而且于钱财上是万分谨慎没有大贪的魄力，所以李峰应该还是必不可少的，他心安理得因此放心大胆。

而周姐到底没做什么，她的工作成绩一直耀眼，只是在她前领导最后一段在岗的日子里没那么毕恭毕敬。但领导若没有收服人心、驯服烈马的本事，那该是领导不中用。领导的工作就是用人，又不用做具体的任务，难道还能觉得自己“多年媳妇熬成婆”，终于可以当个龛上的神像等人跪拜了吗？领导不能服众就是失败，奉承领导又不是员工的工作，怎么还带打击报复的。

尤其是还给我们增加工作量，属实是殃及池鱼了。

我与母亲坐了周六早晨的高铁去上海。一路上少见农田与树林，外面要么是新建的城区、宽阔的柏油马路，要么是有些年份的旧楼房，除了广告立牌上宣传的名字不同，城市之间没有显著差别，看上去就像在一座城市里打转。当那些刷着宣传标语的红色砖墙撞入我的视线时，我感觉好像从未逃开过自己的老家，江南水乡和沪上风光全然不见，那一砖一瓦就像是砌在我视网膜上的模版，或许那条浑浊的河流也永远流淌在我的血管里了。

河沙外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老家的支柱产业，直到现在也是。早晨在河堤上跑步时偶尔能在造船厂对岸看到挖沙船。汛期之外，水面上河沙的高度几乎超过挖沙船，挖沙的场景有时会跟动画片里老鼠拿锄头挖洞的场景重合。老家的河沙质量高，是有名的优质沙，那个年代基建的浪潮大有席卷一切、吞没一切的气势，河沙需求量大，保护环境的口号尚未喊出，即便喊了也能为经济增长做个开恩特例。哪有一边用着河沙，一边指责挖河沙的人污染环境的道理，真要标榜环保不如把价格定高多给些钱，换个不那么污染环境的机器来。

我曾经以这条河作为参照，试图想象黄河水究竟是什么样。“人称才大者，如万里黄河，与泥沙俱下”*[袁枚《随园诗话》]。现在只说“泥沙俱下”，几个人去考证这泥沙是不是黄河水冲下来的，只说泥沙，水便成了“无”，以为是“有”里的泥沙分个优劣，谁知泥沙俱是污人眼界的。若是才大如海水接天，波涛浴日，也是一样的泥沙俱下，只是天下之水莫大于海，那点泥沙无论是否沉底都大可忽略不计了。

家里这条河闲时也是碧波荡漾，一旦挖沙船开始工作，从下往上铲过一铲泥沙俱下入河水里了，轰隆隆的机器声震动河岸，不知在河上漂了多少年的木船都要离远些距离。这些船上住的人船民与南方两广等地的疍家水上人颇为类似，因为陆上讨不到生计，只得一辈子住在船上，三代同堂，不用买房。木船两侧成排拴着废弃的汽车轮胎，甲板上为了方便糊了一层水泥，船舱顶上铺着防水的塑料布，所用锅碗瓢盆皆是生锈坑洼的。

我小时候楼下的河段上这样的船还有三五艘，不知道如今几何。母亲坐在我的旁边，因为戴着口罩我们之间并无交流。

这也是借口，如果情投意合，口罩也不耽误聊天，如果话不投机，绑在一起也是半句都无。

我从窗户玻璃上的倒影里看见母亲在阖眼休息，倒教我松口气。

不想面对现实，还是继续想别的罢。

外面的树木……

……唉，这高铁怎么还没到。

我有些焦急地寻找胡思乱想的念头，紧张到摆不对姿势，又不敢动弹，生怕母亲注意到我的存在。

快点，我们要去彤彤姐家。

彤彤姐……彤彤姐在生完孩子后没有回家，她月子中心度过了坐月子的时光，那是个女人的世界，除了新生的男孩儿那里几乎找不到一个男性。她们家庭里的男性成员依旧在外面的广阔世界中飞来飞去，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为话题高谈阔论，在抽象的概念之间展示自己的思维，他们不必辞职，能轻而易举地从抚养新生命长大的责任里逃回原来的生活，他们的□□和精神没有受到太大摧残，婴儿的哭声不会刺穿他们混沌的梦境，他们的人生并没有受到更大的冲击。

当彤彤姐为了孩子的健康去吃一些自己根本不爱吃的东西时，孩子的父亲可以在商场里任何一个他感兴趣的饭店点上一桌餐食而毫无顾忌。

彤彤姐是顺产，如果是剖腹产还要注意刀口的愈合。

彤彤姐辞职前也是个高管，和姐夫同样的职位。她以为自己可以一边带孩子一边考证书，等到孩子四五岁进入学校后自己还能回到职场。

结果证书没有考下来，找工作时则四处碰壁，好不容易回到原公司又要从普通组长重新奋斗。

彤彤姐也是个照顾别人惯了的，她只说这是生孩子应该的。

我还记得她给母亲打电话，说郑阿姨不愿意去上海，说她婆婆成天做开水烫米饭，只有当彤彤姐丈夫在家吃饭时才好好做饭。

“而且她自己也这么吃，我说了很多次都没用。”

母亲又给郑阿姨打电话，劝她去上海陪陪彤彤姐。

郑阿姨当然不想去，她在上海又没有朋友。

我当时明明在房间里调整乐谱，我为什么要把耳机摘下来呢？

我跟吴眠琴聊过这些事，吴眠琴坐在长椅上低头沉默，然后说：

“您真能给自己添烦，搞艺术的都这样吗？”

“不知道，我只是被艺术搞的。还有，请注意措辞，你现在不也是‘搞艺术的’。”

我们坐在体育馆前看着下面的操场。吴眠琴在那里被人骚扰过，一个男生拦住她拿着话筒大喊要跟她交往，然后一群男生围上来开始起哄。那几天是毕业专场晚会走场彩排，体育馆附近人流量不小，还有夜晚出来锻炼的。吴眠琴猝不及防被音响吼了一下，人都炸懵了，我把那群男生骂了一通后赶紧送吴眠琴回她寝室。

那群男生还在学校表白墙上卖惨，他们大概都光着身子游街过，不然我想不出他们为何如此不要脸皮。

到上海后我和母亲挤上地铁去彤彤姐家，她到地铁口接的我们，我背着书包拖着装有放着鸭子和鸡头籽的泡沫箱的拖车走在两人旁边。我之前到彤彤姐家那回她住在浦东一座老小区里的小两居室，面积跟母亲在我上大学后买的房子差不多大，那时她同我说要在月份大之前换到内环下的新小区里，就等着把这个房子卖掉了。

彤彤姐先这个小区里租一间三居室大户型，疫情中场休息时和房东商量直接买下来但房东不愿意降价，只好买了同户型的低楼层。

从房子的餐厅可以看到小区里移植来的树种，要是楼层高一点可以看到路口的内环高架。彤彤姐把泡沫箱里的东西放进冰箱后在客厅里跟母亲发愁：“上海中考通过率只有一半，都不知道小老虎以后有没有学上，读国际学校的话从幼儿园就得好好选。现在找的这家……”

母亲提醒我把书包里的玩具拿出来，是我晚上抽时间去商场买的纸雕积木，样式是苏州园林，套装里有玻璃罩和小夜灯，适宜年龄十四加。

我淡定从容地拆开包装，先把玻璃罩粘好。

母亲似有从沙发上站起来的意思：“你不是买给小老虎的吗，咋自己玩起来唻。”

我用一种小孩子耍赖的语气说：“我装好给他看嘛，让他记得这是小姨送的啊，多有意义。”

我承认是自己想玩，我早就想买一套拼装了，但又嫌装好后占地方。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体验过程，而不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患得患失地将成果摆在那看。

彤彤姐说没事，两人又聊起别话题。我则全神贯注于眼前的模型上，没听见她们聊了什么。

彤彤姐婆婆带着小孩儿开门的动静把我吓一跳。我把手底下的东西收拾整理完用玻璃罩罩上，主体建筑和大体结构接近完成，算是做完了一半的工作量。

丹丹姐接过小孩儿递给母亲，说道：“今天没让阿姨来，我带你们出去吃，吃完徐姨你再在家里睡会儿，下午的车应该不急吧。”

母亲抱到小孩儿后很高兴，一时没想起来喊我，我顺势坐下将灯带固定在底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