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号线里查地铁上喝奶茶查得特别严格，孟清扬初到这里的时候不知道，还被记过身份证号，导致她每次坐二号线都像是去仇人家做客一样。今天明显是旧仇加新恨了，她指着目的地前一站的站名说：“就×××这站地铁口外面，那个台阶很高建筑前坐一堆提红布袋子的老奶奶，全是人贩子。”

我很诧异：“你还专门去看一眼吗？”

无怪我问这么一句，那个地方的人贩子团体还是我军训结束后跟着学姐出来玩先遇上的，闲下来后就当个新闻告诉她了。

“哪有啊，我就是路过那，谁能想到这么多年后还有人在那等着犯案，警察都不管管的吗？”

这个问题其实……怨不到警察头上。孟清扬说的那个台阶在建筑物的阴坡，离地铁口就是往东几步路的事。我第一次从那里路过时因为总是感觉到有人在盯着我所以转头看了一眼，刚巧跟一个老奶奶对视上了。老奶奶问我：“小姑娘，能扶我到地铁口吗？”

我以为这是不能更明显了。

那段台阶很长，像个长满红色毒蘑菇的山一般高的上百岁松树的尸体。小时候在河边见过烂在水里的木头，那些被水泡成黄精皮一样的木头上蛀满虫洞，每个洞里都会立出来一条脏兮兮的蚯蚓一样的肉虫，前端微微勾出一个弧度，从洞里出来时左右摇摆着。一只这么摇摆很像在发癫，但一块木头上全是这种虫子在摇摆就会让人怀疑发癫的可能是自己，而且虫子还会往人的身上爬。如果你恰巧用手拿着这么一个木块，那木块里的虫子就会一窝蜂地涌向你的手，那个台阶也是如此一个法器。那群老奶奶坐得比机械键盘还要密集（我至今不知道那段台阶是什么颜色的地砖砌的），各个姿态不一，凭借她们大概是能画齐八百罗汉像的。这群人就坐在地铁口前仿佛不会眨眼般地扫视来往的女生，难怪大家不是低头就是目不斜视，反正就是不看那个方向。这座城市里的人可能是已经习惯了她们的存在，把她们当作是台阶的一部分，是这条路的一部分，可能也当作这座城市的一部分了罢。

“应该是没有犯罪成功过？警察也不能毫无理由地把那么一大群人抓走。”

“但那是，潜在的危险啊，怎么能不管！”孟清扬很正义地不满道。

“警察只能因为她们拐卖了人去逮捕，不能因为她们可能会拐卖人而去逮捕。我们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她们是人贩子，更不能为了抓她们就希望她们拐卖成功。”我举个不算恰当的例子：“如果你因为你弟碎*[cei，四声]了你的手机而打他，程老师有一定概率是不会怪你的。但你如果因为你弟可能干出这种事情而提前打他，那程老师一定不会放过你。而且你不会为了要打你弟而希望他真的碎你的手机，差不多就是这样。”

我最后总结道：“纯粹的正义是不够的，还要考虑人情。”

孟清扬愤愤不平：“怎么能这个样子。”

说话间地铁里又上来新的乘客，一起上车的还有一股雨气，进入地铁后就变成了铁锈的腥味。粗略看去，这节车厢里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带伞，但没有人对这种兆示着雨天的味道有任何反应，睡觉的依旧睡觉，看手机的仍然看手机，发呆的还在发呆，想事情的估计也不会关注这种没什么意义的细节。

出地铁的时候意料之中地下雨了。孟清扬抱怨那家古早味怎么不开在商场里，离地下通道的出口也远。

“南方的天气预报一点也不准，怎么说下就下。”说完又扯上我：“为什么不挂早晨的号。”

我只得解释道：“早晨我头疼起不来啊，那点时间都要用来热身拉筋。”

江南的雨下不痛快，市中心更是不比落在山窝子里的学校。那雨不像是从天上下下来的，倒像是跑丢了找不着家，在空气中漫无目的地漂浮，见了个人就黏上去。它们的动作干扰了我的视线，把一切都搅乱了，一切都很不稳定，灯光晃晃地烦躁。我猜人们对这场雨也很无奈，一起站在出口的人只是摇头，路上有伞没伞的都在低着头匆匆赶路，分明是打伞也不管用的，进了屋子雨珠也会跟着，又不能跟罪魁祸首诉委屈。

这委屈哪也无处去说。

我从包里拿出两把伞，递一把给孟清扬。

“你为什么会带两把伞？”

我对孟清扬这种奇怪的一惊一乍很无奈：“……因为有两个人。”

孟清扬不服气：“你怎么知道我不会带伞。”

“有备无患啊。而且事实是你确实没有带。”

“那……那你也可以只带一把证明一下对我的信任啊。”

我笑起来：“我带两把也足以证明我对你的信任。折叠伞小，遮不住我们两人。”

正解开伞上的扣环，手机里传出微信消息的声音。我担心是母亲发来的就拿出来看。

原来是实习生。

她问我她把工作群里那群男性的聊天截屏发出去没事吧。

我让孟清扬稍微等一下我回个消息。

“你发给别人吗？”

“我发的微博。”

“已经发出去了？”

“嗯嗯。”后面接了一个“难过”的微信表情。

“我不清楚实习合同上的规定，你微博粉丝多吗？”

“不多不多就不到一百个。”

“我在外面，太长打字不方便，发语音可以吗？”

“那打微信电话吧。”

消息刚接收到电话就打来了。我戴上耳机，撑开伞和孟清扬走入雨雾。

“……喂？”

“嗯，我刚戴上耳机。声音清晰吗？我还戴着口罩。”

“清晰。”

“你实习合同上有没有说什么类似于‘抹黑公司形象要赔偿’、‘泄露公司机密信息要担责’的条例？先做一下最坏的打算。”

“……我没仔细看。我只是把聊天记录原样发出去，那不算是抹黑！那些员工本来就是那样的！也不算机密信息！哪家公司机密信息是偷拍照片和开黄腔！”

听上去应该是不打算删了，不过我也没打算劝她删。

“是，但他们是经纪人。我看过后台数据，你们组的交易量也不能算少的，如果真的转发多了，公司肯定算你抹黑泄密。你占理，但你是实习生，这个实习岗位你可能无所谓，不过公司万一真的要赔偿了也不是小数目。而且如果定位到你了，你想再做这类工作可能会有一定的困难。你把群名头像群昵称都截干净了吗？”

“……截干净了，你可以去看看。”

“不用了，我没微博。”我想安慰她一下说她粉丝少问题应该不大，但犹豫片刻还是没说：“我想想……差不多就是这些，剩下的你自己决定好了。我这边还有事，先不说了？”

“嗯……再见。”

听起来委委屈屈的。

我笑了笑：“再见。”

说完就挂了电话。

孟清扬在一旁评论：“真的很一腔热血满怀正义。”

“所以更要保护好自己啊。又不是战争年代，打仗也是要有人留下来搞战后建设的，总不能都折在前线，战后被敌人窃取胜利果实。”

孟清扬过了一会儿才说：“你想的好周全。”

其实她说的不对，我只是不想牵扯进无关人士的任何一件麻烦事里，会尽可能撇清干系保持距离。我也懒得去处理什么事情。

孟清扬想说的应该不是这个。既然她没说，我也不去想。

话题就算是结束了，蛋糕店却还需要再走一段距离。

我与孟清扬没有沉默地走过一段路——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如何在没有沟通聊天又没有其它事情可做的情况下同她往前走，一旦安静下来就会紧张，觉得不应该这样。

回想起来，我与她成为朋友也是一个多少有些莫名其妙的过程。

母亲先说我跟孟清扬交了朋友，但仔细思考后我也不清楚“朋友”的界限规定是什么，包括后来我称呼她为我的“发小”，都是经不起推敲的主观臆断。我与孟清扬相处的时间并不长，满算下来同班时间是三年半——小学一年、初中两年、高中半年。除开这三年半基本上一年也见不了几次，所以我们之间的感情时常让我感慨人与人之间的缘分真是奇妙。

我有时会猜测孟清扬眼中的我是什么样的，但我不确定她会留下哪些有关于我的记忆。我还记得她小时候来舞蹈教室学过一段时间，然后练基本功的时候被我压哭了。孟清扬当时躺在地板上哭得眼泪汪汪着实有些惨，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很抱歉，也会怀疑她很快就不学了是不是我给她留下什么心理阴影。大学里孟清扬学过一段时间的钢琴，房间里多了一架电钢，我在上面顺了许久才流畅地弹出《梁祝》，她夸完好听后说太伤感。

孟清扬走在里面，我往路上看去。

该说天已经黑了吗？倒不尽然，高楼大厦的光污染让这一方的近地面总是带着一种很脆的颜色。除了商场暖黄的灯光，一些带着红色的广告牌，最多的就是这种薄而脆的白色，没有内容，没有实质，脚踩进去时会听见某种极薄的玻璃片碎裂的声音。连那些暖黄的灯光和斑斓的霓虹灯也都是薄而脆的，只是它们不像白色那样直接，而是变幻出一副与之无关的模样，做出与白色格格不入的样子。

街边是奶茶、烧烤、汉堡，还有顶着大篷伞的卖梅花糕和鸡蛋汉堡的三轮车，各种香气混在在一起形成一种浓郁到“大制不割”的气味。在这里，风刮得再大也听不到鬼拍手*[杨树]的声音，那些弥散在空气中的味道都是与人相关的，连雨天里的腥气都带着钢筋铁架的味道，一切都是很实在的唯物主义，抬头连天河也看不到。

虽然在老家也有好久没看到过了。

孟清扬率先发现了店铺，“哒哒”地从我周遭的氛围里逃开，跑向那蛋糕胚颜色的广告牌下，站在白到发青的店铺门口。我跟上去，却看到母亲站在前方的路口处看着我，我只与她对视一眼就转开视线。

孟清扬先抢下最后一份芋泥蛋糕，接着把原味、芝士、巧克力的各买两个，让店员分成两份分开装。

我微信转给她一半的钱，没管母亲站在后面透过柜台的玻璃反光瞪我。

孟清扬嚷嚷着不要收，说我讨厌。

“你又不能一辈子照顾我，我要是这种习惯养成了可不好。”我接过装着蛋糕盒子的塑料袋，“亲姐妹明算帐，经济平等是人格平等的基石。”

“你怎么这么死板！又不是吃什么大餐你AA，平时连个果茶都不让我请，怪让人伤心的。”

我把袋子换到打伞的那只手里，抬起空着的手抱她一下：“别伤心了，我的错。”松开后补上一句：“嗯……不想改啦。”

这是我的不是。我不太能吃这些东西，也很难接受别人“请”，严重的时候会反胃想吐。之前有一次试着接受孟清扬递来的果茶，勉强喝了几口就喝不下去，感觉心跳的幅度过大，呼吸不上，喘不过气。

挺不给人面子的。

大多数时候的果茶蛋糕我都不想要，每次说带回家但基本都扔掉了。这很浪费食物，很不对，我应该拒绝孟清扬的提议而不是被迫买下那些东西。但我做不到拒绝，也改不了这个毛病，每次带着东西回家都会更厌恶自己，由此恶性循环。

还会伤害到孟清扬。

说真的，我觉得自己自作自受，纯属活该。似乎觉得自己过得痛苦一点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别人——“我过得也不好”，就可以逃避，就可以偷偷觉得自己是值得原谅的，就好像是在拿这些威胁别人一样。其实根本没人在乎，都是我顾影自怜一厢情愿罢了。

但是改不掉啊，就像上瘾一样。我这样有什么社会危害性吗？我影响到别人的生活了吗？这是我的事，我想让自己好过一点，我这样做犯法吗？

我就是顾影自怜，全天下哪个人不自恋。就连母亲说她相信我，她相信的哪里是我，她相信的是她的女儿，她真正相信的分明是她自己，她说着相信我的时候想的是她过去的成绩罢。我知道自己性格有缺陷，于是主动跟别人保持距离，难道这也值得被谴责吗？就算是我自私，我是为了保护自己，那又是什么值得大动干戈雷霆震怒的事情吗？我伤害到什么人的利益了吗？难道什么人喜欢我我都要亲近，什么人朝我告白我都要感激，什么人要我的东西我都要给，什么人可怜我就要让着才是对吗？难道我就不该恨，不该愤怒，不该委屈，难道我就要永远微笑，永远开心给别人看，永远满足他人的想象，难道我只要有半分不符合徐佳语我就是杀了徐佳语的凶手是个十恶不赦的杀人犯就该下地狱吗？

那怎么不直接去找徐佳语啊，你们找得到吗？你们找不到。不会有人对这些不恨、不愤怒、不委屈的。

分明是从想象里捏造出的人啊，却把一个活生生的人丢在我这里不闻不问。

我到家后掰了块芋泥蛋糕吃下去，洗澡的时候又全部吐出来。

这算什么呢？怪没意思的。

幸好这个房子里剩下的两个房间还没有租出去，冰箱我暂时可以随意使用。我打算把那三块明天带到公司用微波炉热了分给同事。至于被我吃过的那块，遇上我它也挺倒霉的。

在蛋糕店的门前我告诉孟清扬，芋泥怎么都做不成紫色，那些颜色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想象，为了好看，为了看上去更值得花钱调出来的。

我又何必与它同类相残。

我躺在床上，想起之前在镜子里看到的，衣柜深处的那根水袖紧紧缠上我的脖子的情景。我大抵是以一种欣赏的态度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抽离感和切身感受到的窒息胶着在一起，让我有一种奇异的晕眩。白净的重磅真丝水袖绕在我的脖子上，我穿着纯白的裙装，头发高高挽起，水袖就那样经过我的胳膊，代替我的双手，做到我凭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可惜头上少了红绒，全身太素，不然也能唱段《离魂》。

母亲不太喜欢昆曲，她说昆曲咿咿呀呀的没有精神头，不像京剧。母亲唱《玉堂春》：

“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我心好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

西皮流水唱出来，便是“言说苏三把命断”也能唱出《杨门女将》“金沙滩壮志未酬疆场饮恨，洒碧血染黄沙浩气长存”的气势。

母亲是永远地不服输，永远地一往无前。她是《飘》里斯嘉丽和梅兰妮各自优点的结合体。那些拖累她的，姑且算作缺点的部分，似乎都源自传统文化中有关家庭、家族、地缘和性别的观念。但我也不认为那些是她的缺点，只是她生不逢时又所托非人，是旁的人不值得她这般对待罢了。

母亲最痛恨被别人可怜，我心疼她，兼之以可怜抽象的“全体女性”。

母亲总是明智的，却坚定地相信我是那支突出重围、杀上顶端的股票。母亲过去总说她在投资我，说我是厚积薄发会在某个时刻之后一路飙红。

哪里有这样的股票。

预收账款就是负债，我如今债台高筑。

所有人都知道她是在投资我，从经济上和情感上，可我想我应该是让她这一笔投资血本无归了，我是一项坏账损失。

这件事会不会也被所有人知道呢？

早晨起床发现来了生理期，果然昨天都是经期综合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