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篇】土肥原贤二：他的“成败”取决于能否找到理想的“内鬼”

土肥原贤二并非纯粹的军人，而是日本最著名的间谍。二战前和战争期间，他以军人或军事顾问的身份长期在中国活动，游走于北洋军阀之间。全面抗战爆发后，他曾短期担任第14师团长，入侵华北。尔后又长期从事特务工作。在二战后期，土肥原贤二基本上回归军队，先后担任本土东部军区司令官和第7方面军司令官。在此期间“鲜有成绩”。

土肥原贤二一生最幸运的事情，是战后作为甲级战犯，在执行绞刑前决定执行顺序时，抽到了第一签，在67岁那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横向比较二战期间主要参战国的情报工作，日本在这方面绝算不上出色。二战期间主要参战国都成立了统一的情报机构。英国负责情报工作的是孟席斯领导的军情六局；苏联负责情报工作的是梅尔库洛夫领导的国家安全总局；德国的负责人是卡纳里斯和希姆莱，前者是军事谍报局局长，后者是内政部长兼党卫队和秘密警察的首脑；美国负责情报工作的是多诺万领导的战略情报局。

相比之下，日本在战时的情报机构十分松散，取得的“成绩”也十分有限。在介绍土肥原贤二之前，我们先简单梳理一下日本的情报机构历史。

日本第一代间谍的代表人物是青木宣纯（1859-1924），被称为日本近代间谍的鼻祖。他是一个“中国通”，早年毕业于士官学校，1884年首次来到中国，化名广濑次郎，从事搜集情报任务。此后他长期滞留在中国，与袁世凯过从甚密。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他组建“青木机关”，渗透到东北地区，从事情报搜集和破坏活动。他还笼络当地马匪，协助日寇在东北的作战。

日本第二代间谍的代表人物是坂西利八郎（1870-1950）。他同样出身于陆军，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人都出于其门下。坂西利八郎的主要“成就”是在北洋政府时期。北洋政府从袁世凯开始，经过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又黎元洪二次上台，再到曹锟、段祺瑞，前后更迭七任总统，他或公开出任顾问或躲在幕后，始终为当权者所赏识而受到重用，所以日本公众舆论称他为“七代兴亡的不倒翁”。

坂西利八郎在对华的认知和所为有两面性。他认为：中国虽然处于南北军阀混战的状态，不过一旦列强使用高压手段来压迫中国，那么南北对立就会自动消除而一致对外。国民已经具有了这样的国民意识。由此他呼吁不要只关注政府高层，而忽视民众的力量。

但坂西利八郎又主张采取强硬手段。一战爆发后，他提出：“值此欧洲无暇东顾之际，应利用此千载一遇之好机会，断然处置中国，非他日而应在今日实行吞并为最好。”

不论是青木宣纯还是坂西利八郎，以及后来的土肥原贤二都属于陆军系统。在整个二战期间，日本的情报机关林立，其中主要可以分为三个系统。其一是隶属于军队的情报部门，又可以细分为两个分支，一个隶属于陆军参谋本部，另一个隶属于海军军令部。

军队情报部门主要负责外派间谍的指挥、调遣和组织工作，他们派出的间谍多以驻外武官的身份作为掩护，刺探所在国的军事情报。由于陆海军天然的矛盾，他们相互独立，互不统属。两者联合行动的时候不多，只有“缅甸机关”等少数个例。

其二是日本在占领区设立的特务机关。最早设立的机关是隶属于关东军，1916年在奉天（沈阳）设立，1918年在哈尔滨设立。至1945年二战结束，关东军在东北设立了15个特务机关和20个分机关。其主要任务是监视占领区民众的动向、扶持汉奸和监管伪满官吏。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又在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等占领区组建特务机关。

其三是以企业为掩护设立的情报机构，最著名的要数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满铁）的调查课。满铁表面是一家企业，可实际上是具体实施殖民政策的机构。其所属的调查课在九一八事变后已经发展成一个有2000多骨干的庞大调查机构，向关东军、宪兵队、警察署提供有关情报。

土肥原贤二出身陆军，还长期在关东军任职，后来又在华北、华东地区活动。1938年，他奉命组建“对华特别委员会”，将陆军和外务省在华的特务机构统归于自己掌控，成为名副其实的日本头号间谍。

1883年8月8日，土肥原贤二出生在一个武士家庭。父亲官至陆军少佐，兄长官至少将，所以土肥原从小受到的是军国主义教育。1904年，土肥原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与冈村宁次和板垣征四郎是同窗好友。在校期间，他就开始潜心研究有关中国的问题，而且声名在外。1912年又毕业于陆军大学。

拿到日后在陆军想要顺利发展所必需的双文凭后，他被调入陆军参谋本部。在士官学校的勤奋好学，早已经得到坂西利八郎的注意。后者在1913年把他调往北京，在坂西利八郎创立的“坂西机关”（坂西公馆）担任自己的副官，土肥原贤二从此开始了他的

间谍生涯。

土肥原贤二对这次机会非常满意，与其他日寇将领不懂，相比于军事本身，其本人也对谋划工作更感兴趣。赴任以后，他就跟随坂西来往穿梭于中国北方各个军阀之间，陆续结交许多军阀和政界要人。

在此期间他游历中国各地，了解各地历史、民风。这个时候他会换上长袍马褂、走街串巷，混迹于三教九流，学会了一套和流氓、土匪打交道的本领，为他以后收买这帮人打下了基础。

为了日后与不同地方的中国人打交道，他不仅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还学会了很多方言。不知不觉地他在国内和军内有了些名气，日后他与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石原莞尔被称为“四大中国通”。

在为坂西利八郎担任10年的副官后，土肥原贤二有机会走出坂西机关。1923年，他提出应该加强和东北军阀张作霖的合作，借助后者巩固日本在东北地区的利益，并逐步向华北地区渗透。为此他希望坂西利八郎派到东北，担任张的军事顾问，得到了坂西的支持。

但此时张身边的日籍私人顾问町野武马不喜欢土肥原贤二，他劝告张不要与嚣张跋扈的土肥原合作。张因此驳回了日方推荐土肥原担任军事顾问的请求，改换成本庄繁担任自己的军事顾问。本庄繁也不是善类，九一八事变时，他就担任关东军司令。

1925年11月，奉系将领郭松龄率7万人在河北滦州起兵讨奉，并一路杀出关外。12月5日，郭军攻占锦州，奉军则一路溃败。在此情况下，张只能向日本关东军求救。他委派杨宇霆到大连联络关东军。郭松龄在此期间也致电日本公使，他声称：“两国条约上的权利，一律遵从。但在本军举事后，日方与张氏私人所定的契约，均不能承认。”言下之意是要求关东军保持中立。

张和郭将来谁主政东北，或者东北从此四分五裂，哪一项对日本有利是日本方面首先考虑的问题。当时日本在东北有大量侨民，而且还经营着满洲铁路，动乱绝不是他们希望看到的结果。张虽然不容易对付，但支持郭的冯玉祥与苏联交往甚密，而日本在东北最大的外部敌人就是苏联，所以日本担心郭在主政东北后会加强和苏联的合作。在这个大背景下，日本决定继续支持张。

不久土肥原贤二拜访了张，并透露出有意干涉此事的想法。双方媾和有四个前提条件，即日本提出的：日本侨民有在东北和内蒙古享有商租权；享有延边地区的行政权；延长吉林至敦化的铁路，与朝鲜的铁路接轨、联运；辽宁西北部各线允许日本开设领事馆。

12月24日，在日本关东军的阻挠下，郭松龄兵败，随即被张处死。借助此次机会，土肥原贤二成为张的军事顾问。

1927年4月，田中义一上台后，向张作霖强索铁路权，逼张解决所谓“满蒙悬案”。张出于各方压力和本人意愿，始终不肯答应日本在“满蒙”筑路、开矿、设厂、租地、移民等全部要求，此举招致日本关东军少壮派军官的嫉恨。

1928年4月，国民政府在徐州誓师，对张作霖为首的北方军阀开始第二次北伐。4月20日，北伐军攻入济南。5月下旬，北伐军逼近京津。日本方面认为几年前郭松龄倒奉的一幕再次重演，遂在北京面见张作霖，逼迫其同意“满蒙”悬案的有关条款，再次遭到张的拒绝。

6月4日，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等人制造“皇姑屯事件”，将张作霖炸死。6月18日，张学良从兰州秘密返回奉天，开始主政东北。对于日本人炸死张作霖一事，双方心照不宣，继续维持表面的合作关系。

土肥原贤二本继续担任张学良的军事顾问，他还起草了一份计划，想让张学良在东北称帝，担当日本人统治东北的傀儡。当他把这份精心策划的文件送到张学良面前时，张学良当面质问他：“你让我当什么满洲皇帝，你这是什么意思！”碰了一鼻子灰的土肥原说不出一句话，只好夹起皮包，悻悻而去。随后张学良要求日军参谋本部将土肥原调走，在得到无权调动的回复后，心头满是怒火的张学良对来人说：“我从此不见土肥原！我不跟他谈话！以后土肥原顾问来，我任何时候都不见。”

经过此次风波后，土肥原贤二只得辞去军事顾问一职，改任步兵第30联队联队长。

1931年3月，日本正式在天津设立特务机关，由土肥原贤二任特务机关长。

1931年5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间谍中村震太郎带领骑兵曹长井杉延太郎等人从海拉尔出发，进入兴安岭索伦山地区调查军事地理情况。5月25日，一行人被东北军屯垦第3团1营士兵发现。在他们随身携带的物品中发现2支手枪、军用地图、调查手记、寒暑表、指北针、测绘仪器和望远镜等物品。从他们的笔记中得知，中村等人的确切身份是日寇情报人员。

第3团团长关玉衡和第1营营长陆鸿勋在审讯期间，中村等人态度非常蛮横，双方爆发肢体冲突。关、陈二人经过商议，决定将中村等人秘密处决。此事系“中村事件”。在此期间，双方在长春又发生“万宝山事件”。这两起事件被视为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