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场】枣宜会战：他位列抗战忠烈祠首位

1939年底和1940年初，国民政府在所有战区发动了一次冬季攻势。此次攻势给日寇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在大本营内部引起震动。日寇认为，国民政府方面仍保持着很强的抗战意志和作战能力。如果不在军事上给予国民政府以有力打击，单单依靠政略和谋略根本无法解决中国问题。同时针对国民政府发动的冬季攻势，日方也有必要实施一次报复性军事行动，以压制国民政府的气势，在国际上营造有利于日本的局面。为此日寇大本营命令驻武汉地区的第11军制定一次进攻计划，并于1940年雨季到来前实施。

1940年2月25日，日寇第11军制定《会战指导方案》。作战对象是武汉西面的第5战区部队。作战目的有两个，其一是寻歼第5战区主力，其二是夺取长江中段的宜昌。作战的实施时间定为5月上旬。

在1939年5月期间，日寇第11军曾在武汉以西发起过随枣会战。在那次会战中，日寇第11军集结了3个半师团（第3、第13、第16师团和骑兵第4旅团），总兵力11万人。企图从第5战区中段和左翼实施钳形攻势，捕捉第5战区第31集团军并歼灭。但由于地形不利，第5战区又不一味被动防守，第11军的作战企图最终没能得逞。

此次作战，新任第11军司令园部和一郎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在兵力和进攻路线上都重新做了部署。为了尽可能的提升进攻能力，园部和一郎将第11军所辖的7个师团和4个旅团大部分兵力都集中起来投入进攻。其中，机动部队第3、第13和第39师团全部兵力将参加此次会战。其他几个师团在自己的防区保留必要兵力担任守备，其余部队临时组建旅团级“支队”参加此次会战。同时，在中国派遣军司令部的协调下，驻守京沪的第13军抽调第15和第22师团各一个旅团组成仓桥支队和松井支队，一同参加此次会战。日寇参加此次会战的兵力达到20万人，是上次随枣会战兵力的近2倍。

第11军将会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作战目标是在枣阳地区寻歼第5战区主力；第二阶段是渡过汉江（襄河）南下攻取宜昌。其中，第一阶段的部署是：右翼第3师团和石本支队（第40师团所属3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兵大队和第34师团所属2个步兵大队）从大别山北麓的信阳出发，向西攻取桐柏、唐河，然后南下从北面进攻枣阳；左翼第13师团和仓桥支队（第13军第15师团所属4个步兵大队和第22师团所属3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兵大队）沿大洪山西麓北上，先威逼襄樊，打乱守军部署，尔后从西面进攻枣阳；中路第39师团和池田支队（第6师团所属3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兵大队）从大洪山东麓随县出发，从南面进攻枣阳。

在第一阶段作战期间，日寇将有意散播行动结束后，即返回出发地，以掩护第二阶段的作战企图。而预定的第二阶段部署是：以第3师团攻取襄阳、宜城，然后渡过汉江进攻当阳；第39师团取荆门；第13师团取宜昌。

国民政府方面于1940年3月获悉日寇第11军有向第5战区进攻的企图。4月10日，蒋介石致电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他认为第5战区应先敌发起攻势，打乱日寇的部署。即第31集团军（汤恩伯部）和第29集团军（王缵绪部）从大洪山两侧出击，沿井钟公路和汉宜公路方向的日寇攻击。

对于日寇即将展开的攻势，军事委员会准确地判断出日寇的作战目的是寻歼第5战区主力，但错误的判断日寇没有夺取襄阳和宜昌的企图，而是在会战结束后就会返回进攻出发地。据此，蒋介石于4月17日再次致电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要求第5战区不要一味消极待敌，而应该积极行动，袭扰日寇，使其不敢大胆西犯。同时，第5战区应置主力于大洪山至汉江（襄河）一线（日寇左翼），寻机歼敌。

此时的第5战区兵力与随枣会战时期有所增加。共辖6个集团军、1个江防军（集团军级）和1个游击纵队（军级）。即：由孙连仲指挥的第2集团军（左集团军）；由黄琪翔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由第33集团军（张自忠部）和第29集团军（王缵绪部）组成的右集团军；由汤恩伯指挥的第31集团军；由孙震指挥的第22集团军；由郭忏指挥的江防军和李仙洲指挥的大别山游击纵队。上述部队共17个军50个师，总兵力35万人。

从战斗序列看，第5战区步兵师数量增加了16个，兵力则增加了13万人。由此可以推断，国军在经过1939年下半年的整训后，各师的编制人数有所充实。

第5战区遵照军事委员会的指示开始调整部署。右翼的江防军、右集团军依托汉江、东荆河阵地，以及大洪山南麓各处隘口消耗日寇兵力，在荆门、当阳地区与日寇决战；中路黄琪翔的中央集团军据守大洪山北麓，防止日寇从随县进攻枣阳。

考虑到日寇不会从北面进攻，第5战区命令第2集团军（左集团军）向信阳发起牵制进攻，以扰乱日寇的进攻部署。机动部队第31集团军集中在战线中枢

枣阳；预备队第22集团军部署在枣阳和襄阳之间的双沟地区。

为了掩护进攻企图，日寇第11军于1940年4月下旬在防区以南的九江开始进行“扫荡”作战，中国方面舰队出动军舰在鄱阳湖、洞庭湖实施佯动，空军对第9战区的防御要点进行轰炸，造成第11军将向第9战区的赣北和湘北地区进攻的态势。

1940年5月1日，第11军右翼第3师团和石本支队从信阳出动，沿桐柏山区北麓开始西进。左翼第13师团和仓桥支队于5月2日从钟祥出发，沿汉江东岸北进；中路第39师团和池田支队于5月4日开始从随县出发，向西北枣阳方向直进。各路日寇均迅速突破当面守军一线阵地，以每天30至40公里的速度推进。

至5月7日，右翼攻占枣阳以北的桐柏、唐河，左翼进至汉江东岸王集，逼近襄阳；中路抵近枣阳东南的随阳店，形成对枣阳的合围之势。第5战区则趁日寇尚未合拢包围圈，在逐次抵抗日寇推进的同时，主力按计划转至外线。只有担任掩护主力任务的第84军第173师（钟毅部）撤退不及，遭到日寇围攻，部队损失较大，师长钟毅牺牲。

5月8日，日寇攻占枣阳，随即对外宣称完成作战目的。

军事委员会也认为日寇将返回出发地，并断定日寇的撤退路线是襄（阳）花（园）公路。该路段因雨后不能通行车辆，所以第5战区的反击时机已经出现。5月9日，军事委员会致电第5战区，命令“各部队应趁日寇态势不利、补给缺乏、退却困难之机，以全力将其捕捉、歼灭于战场附近。尔后继续向应城、花园方向追击。”

5月10日，日寇第3师团开始在樊城东北地区集结、第13和第39师团在枣阳集结后，计划向宜城转进。此时第31集团军从南阳南下，于5月12日将已经进至樊城的日寇第3师团包围；第33集团军则东渡汉水，在枣阳西南至宜城之间拦截第13和第39师团，枣宜会战真正的战斗就此展开。

日寇集结本是一个假象，其并非要经襄花公路回撤，而是集结后向南进攻当阳和宜昌，但第5战区行动迅速，打乱了日寇的部署，而且自身的态势非常危险。

在北面的第3师团被第31集团军包围，而且第31集团军在接下来的进攻中将第3师团分割成几段。第3师团剩余的粮弹已经不多，补给线被切断。第29旅团在向师团的求援电报中说：“敌之战斗意志极其旺盛，按目前情况看，平安返回甚难，望乞增援一个大队。”

实际上，围困第3师团的第31集团军只有第13军和第85军2个军6个师，兵力不足5万。数量上虽然比第3师团和石本支队略多，但尚不足以围歼第3师团。5月15日，第3师团在第11军战车团的协同下，得以突出重围。5月15日，该师团撤回枣阳集结，但伤亡惨重。

在战线的南面，第33集团军与日寇第13和第39师团同时展开激战。由于第3师团被围，第13和第39师团试图冲破第33集团军的防线接应第3师团。轻敌冒进的第13师团一部在枣阳以南地区反被第33集团军围歼。5月14日，张自忠又亲率第74师（李益智部）、骑兵第9师（张德顺部）和集团军特务营突入到宜城东北的方家集，将第13师团另一部退路截断，双方再次展开激战。

此时，第3师团已经突出重围、撤往枣阳，第11军各部暂时脱离危险。第11军司令园部和一郎决定调整部署，将第33集团军作为下一个打击目标。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调整，一方面是因为始终无法找到寻歼第5战区头等主力第31集团军的机会；另一方面是日寇在会战期间已经掌握了第33集团军动向。

原来，第5战区和军事委员会往来的电报已经被日寇第11军破译。不仅如此，日寇还从第33集团军和军事委员会的往来电报中确定了第33集团军各部的具体位置。同时，日寇情报部门通过电台联络信号和电波方向判断出第33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就在宜城东北10公里一带的南瓜店（实际上是张自忠亲率的第74师、特务营和部分集团军司令部人员）。

5月15日夜，第39师团从方家集、南营向南瓜店逼近。次日拂晓，该师团完成对张自忠率领的第33集团军一部的战术包围。天亮后，日寇在航空兵和炮火的支援下，从四面开始围攻。激战中，第74师沉着应战，并不断实施反冲击，多次击退日寇的进攻。战至午后，特务营也投入战斗，而从四面围上来的日寇则越来越多，张自忠将军在指挥作战时左臂中弹。

14时，日寇在20多架飞机的支援下，向守军残部发起总攻。张自忠身上已多处负伤，仍镇定指挥。直到第74师和特务营弹尽力竭，伤亡殆尽。16时，张自忠胸部负伤，壮烈殉国，所部也全军覆没。

日寇在宜城东北突袭得手后，再次调整计划，决定趁机西进，继续寻找第5战区主力。5月21日，日寇第3师团进至邓县；第13师团抵近第5战区司令部所在地老河口；第39师团进至樊城。当天凌晨，第39师团偷渡白河，准备再次奇袭老河口，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