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在秦孝公时期推出了一系列富有创建性的变法措施，其中针对秦国一些掌权贵族贪婪、软弱、堕落的特性，商鞅在变法的法令中特别提出：有战功者才能升迁。这对当时的贵族势力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因为不管贵族的地位有多高，财富有多少，如果没有战功，便不能担任政府官职。而没有官职的直接结果，便是在社会上没有任何地位，最终沦落为平民。

这在另一个层面上则鼓舞了那些两手空空的人们，只要他们敢于放手与敌人大战，在战争中有贡献，他们就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鲤鱼跃龙门的奇迹。

白起便实现了这个奇迹。历史对于白起的出身语焉不详，只是言及白起为芈姓，是楚国白公胜之后。

春秋时期，东周王室衰微，楚国强大之后，楚君僭称王。于是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楚国的大夫、县令也僭称公。白起为白公胜之后，故又称公孙起。《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对于白起的身世也只是简单地说道：“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襄王。”郿人，即今陕西郿县东北人。从地理位置上看，白起应该是地道的秦国人，很有可能是在楚国和秦国交好的时期内，其祖上来到秦国，继而衍生出白起一脉。

无论怎样，白起最终成为了秦国的将领，是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从基层崛起的著名统帅。之所以说白起是从秦国的底层崛起，是因为前番提到的商鞅变法的内容，让白起不得不从第一个人头开始，赚取军功、获得爵位。

十六岁这年，白起还是一个懵懂的少年，怀揣着报效国家、建立功勋的梦想，踏上了行军旅程。

秦国军队对于军功有着最为具体的奖励办法：斩获人头的多少。

秦国军队中有令，任何士兵只要斩获敌人甲士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一级爵位、一顷田、一处宅和一个仆人。斩杀的首级越多，所立战功越高，获得的爵位自然就越高。

十年的时间，白起在军队中不断磨炼，立下赫赫战功。秦昭襄王十三年（公元前294年），白起获取了“左庶长”的爵位，成为秦军领导层最年轻的一个将领。

当时秦国的军功爵位可以分为二十级，而“左庶长”这一职位恰好是第十级，已经属于卿的范畴，对于今天而言，几乎相当于一个师长。此时此刻，英武不凡的白起已经开始在军中崭露头角，并日益成为秦军中可以独当一面的人物。

十年磨一剑，白起已经做好了准备，去迎接更大的挑战。然而，如果按照他现在的这个速度（应该算是一般士兵中最快的），如果顺利，也至少需要三十年时间，才能够手握一方兵马。那时的白起，是否雄心依旧，壮志仍存，就很难预料了。所以白起所需要的，就是一个机会，一个扶摇直上九万里，一飞冲天入九霄的机会。

白起所等待的机会，就是一个能够改变他命运的人，这个人就是当时秦国的实际掌权者宣太后的兄弟，秦昭襄王嬴稷的舅父，手握重兵地位尊崇的魏冉。

魏冉和宣太后都是秦国的新兴势力，从楚国千里迢迢而来，在没有任何根基的情况下，一步步打破秦国旧式贵族的封锁，如商鞅一般，最终成为秦国显赫一时的人物，在秦国呼风唤雨。

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魏冉明白，要在秦国站稳脚跟，除了要手握秦国的兵权，还要不断地培植自己的势力。一旦大树成荫，到时便会盘根错节，别人再想撼动这棵大树，就需要细细地考虑一番了。

正好，白起走进了魏冉的视野。在魏冉的眼中，白起作战勇猛坚毅，为人心狠手辣，做事果断干脆，但是却缺乏心机，不懂政治，这种人才正是魏冉所需要的。

很快白起的做人做事风格便被魏冉摸个一清二楚，白起也正好可以借助魏冉的势力帮助自己平步青云。

当时秦国在东方的最大的敌手是赵国，可惜赵武灵王被赵成和李兑所害，最终被活活饿死在沙丘的行宫里面。经过内乱，赵国已是元气大伤。而秦国的另一大敌手齐国，则在紧锣密鼓地和楚国交战。

在各国征战不休的同时，秦国觉得机会来了，而这个机会的实践者，就是魏冉的得力干将白起。

公元前294年，秦国将自己的战略眼光看向了新城。新城即今河南的伊川，位于韩、楚两国交界之处。秦国之所以看中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是因为随着秦国势力的东进，敌对国家的合纵势力不断增强，而这一地区，就是楚国和韩国相互交界之地。只要秦军控制了这里，韩楚之间的联系就可以被秦军从中间切断，韩国被逼无奈之下，只能弃车保帅，放弃和楚国联合对抗秦国的计划，转而和秦国联合。此时的楚国已经是日暮西山，韩国、魏国、赵国等都和秦国联合，谋求一举歼灭楚国，实现四分其地的愿望。

楚国也知道新城战略地位的重要，因而纠集了一大批精兵强将在此地镇守，这个地方易守难攻，楚国对其如此重视，必然将有一番恶战。

可是就在韩国徘徊不前，其他诸侯国对新城局势尚且犹疑不决之时，白起出手了。白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了不

足一万的兵力，就攻占了新城这个战略要地，六国为之震惊，白起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其实，白起也深知这一战不仅关乎秦国未来的军事进程，也关乎自己的从军进程，所以他不动声色的就在战前想好了此次制胜的关键所在——势。

首先，白起在战前便给将士许以加官晋爵的重利，借机提升秦军的士气；同时，白起还在战前给了新城敌军一个下马威，让新城的守城将士们知晓，秦军各个杀人无数，敌人死后必定会被割了头颅去领取军功。这让一向以文明自居的中原守将，心中胆寒不已，怯弱之心一起，战力便很快下降。

其次，白起还仔细地分析了战国的局势，向新城军民散播谣言，说及白起大军将至，到时韩国将面临齐国、魏国、赵国的多面夹击，新城将士闻讯，军心自然打乱。

白起领兵打仗，能够从一场小小的新城一战中，分析出新城所面临的局势，很好地见证了孙武所言：“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魏冉给宣太后初次介绍白起时，宣太后还不信有这样的人存在，经此一战见他如此神武，不禁心怀大畅，遂不待白起功成身返，便立马将其官升两级，封为“左更”，这个爵位已经很高了，当年大名鼎鼎的平蜀大将司马错也不过如此。

此时的白起，可谓平步青云，秦军中也不乏勇猛善战者，但如同白起这样，升迁如此之快的人，还是屈指可数的。更何况一个小小的新城，在那些浅陋或者别有用心的人的眼中，怎么能够和蜀中那天府之国相提并论呢？司马错之功，实在非白起所能及。

事实上，此时的白起比起名满天下的司马错，的确是略有不及，但是他抓住了机会。一来得到了魏冉和宣太后的信任；二来处于宣太后和魏冉极力提拔人才、笼络为己用的关键时期；三来新城一战的胜利使其扬名；最后则是宣太后和魏冉都看到了白起的潜力。

但白起以后的杰出表现，让那些流言飞语最终不攻自破。

公元前293年，韩国为了挽回颓势，遂联合一向摇摆不定的魏国，一起攻打秦军，妄图夺回秦军占领的宜阳、新城等地。魏国也知道唇亡齿寒、户破堂危的道理，秦军据守新城，不但切断了韩国和楚国的联系，也直接威胁了魏国的都城大梁。为了解除秦军的威胁，魏国同意与韩国联合，兵锋所向，直指秦军所驻守的新城等地。

这一次，白起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然而秦国首先派出去抵御韩国和魏国联军的，并不是当时炙手可热的白起，而是“右庶长”向寿。

向寿，生卒年不详，只知他是宣太后的外甥，但是因为从小和昭襄王一起，对于昭襄王忠心耿耿，成为了昭襄王的心腹人物。秦昭襄王不管此次敌军实力强弱，都不会再次派遣白起前去迎敌。因为一旦白起胜利，则代表着昭襄王的失败，白起毕竟是魏冉的势力。为了挽回自己的颓势，秦昭襄王决定，让向寿去教训一下韩国和魏国，也让宣太后等人知道他并不软弱。

秦昭襄王的这点伎俩，宣太后和魏冉自然再也明白不过。因此，等到秦昭襄王言及要向寿为将出战之时，魏冉和宣太后都不同意。姑且不论向寿会借机夺取兵权，单以其实力而言，孰胜孰负实在是难以预料。

眼看宣太后和魏冉都给自己施压，朝中大臣也都偏向于宣太后的选择，认为向寿缺乏经验，很可能是个纸上谈兵之人。昭襄王突然觉得，自己此时和秦国的这两大势力较劲，并不明智。一者自己羽翼未丰；二者秦国刚刚从内乱中走出，需要休养生息；三者，东方列国对于秦国，也存有浑水摸鱼之心。此时的秦国，只能一致对外。再次转念一想，其实派遣白起前去，也不一定就是坏事。一方面，秦国此次能够出战的兵力，最多不过10万。因为其余大部分兵力，都去了蜀中，还有一部分要镇守秦国的国土；另一方面，白起即使侥幸胜利，对于秦国而言，也未尝不是一场好事。白起声名鹊起自不用说，但宣太后终归不是秦国名副其实的统治者，到时候再拉拢白起，也未尝没有可能。

于是白起再一次踏上了征程。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白起在接到了出兵的命令后，对于双方的各个方面作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对比：

首先，在军力方面，秦国和韩魏联军的实力对比悬殊，秦军最终只征得10万兵力，而且许多还是老弱病残，非秦国的精锐力量；而反观魏韩联军，兵力数量达24万，可谓来势汹汹。韩国和魏国的兵力除了都是参加了垂沙之役的主力部队之外，还各具特色。其中，韩国之“材士”，全都是弓弩步兵。当时对于韩国的军队主力，《史记》中论述说“强弓劲弩皆在韩出”，“天下之宝剑韩为众”，“超足而射，百发不暇止，远者达胸，近者掩心”。所以韩国军队在远攻城池之时，会有很大的优势。另一方，魏国军队也不是易与之辈，魏之“武卒”，个个耐力惊人，虽然全部都是身披重甲的重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