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九点刚过，范清婉与杨之江就来到了焦山碑林。

    一进正厅，迎面就看到了一座高高的石碑矗立在那里。 “这就是从圌山华阳观移过来的那块石碑？”，范清婉低声问到，

    杨之江并未应答，而是走近石碑，上下仔细打量了一番。石碑分为碑首、碑身和碑座三部分，碑首部位呈半圆形，上面刻有四条互相缠绕的螭龙，中间有一圆孔，考古界称之为“碑穿”，碑额上用篆体书醒目地写着“魏法师碑”四个字。

    就在这时，一女导游带着一群游客涌入了大厅。只见她一边走着，一边指着石碑介绍到：

    “这座石碑，叫魏法师碑，高大挺拔，厚重质朴，是我们焦山碑林的镇馆之宝。此碑立于唐高宗仪风二年，也就是公元677年，距今已有1300多年，碑高2.13米，宽0.87米，为汉碑的形制，被誉为“初唐妙品”，是我们国内极为罕见的一块唐碑。仅此一碑，我们焦山不需要瘗鹤铭碑刻等其他古迹，就可以获得国家5A级景区了。大家看看，这碑座下的赑屃，像不像乌龟的头，己被人摸得油光发亮了，我们这里的老百姓有一句顺口溜，‘摸摸乌**，万事不用愁’。大家如有兴趣，可以上前来摸摸。”

    导游的一席话，让范清婉感到这石碑确实不同凡响。唐碑汉制，碑座用的还是赑屃。她知道，赑屃是龙与龟的结合体，是古代颛顼族的族徽，多为帝王圣贤树碑立传所用，而这个魏降法师，只不过是个道士而已，竟然享受如此高的皇家礼制，实在令人感到有点不可思议。

    她围着石碑转了一圈，发现石碑的形制也很奇特，首先是碑首，上面有碑穿，而根据史料记载，碑穿这种东西，早期只是为了拴骡、马等牲畜或用以穿绳引棺入丘，到了汉朝末年已基本消失。眼前的这块石碑为唐代所立，却采用圆首方座的形制，似乎是法象于易经中“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之理念。其次，她发现石碑的阴阳两面，皆刻有文字，碑阳记叙的是魏法师生平及颂词，而碑阴的部分，除了刻有一些舍施檀越之名字外，竟然刻了一些地方大官和僧人的名字，什么润州刺史范阳公卢承庆，武涉公李厚德，还有驸马都尉乔师望等。

    这时，她想起了道家的宗祖庄子，在临死前说过：“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壁，星辰为珠玑，万物为斋送，吾葬具岂不备邪？“，而碑文中的这位魏法师，生前，地方官吏争相“闻风致礼，披云投谒”，死后，又由唐高宗御用的文豪胡楚宾亲自为其撰写碑文，这让她感到十分不解。

    她第一次如此认真地细看着碑文，其中的“原夫有物混成，分两仪而造天地；不言冲用，廓四序而运阴阳…遂使苍璧在玩，昆仑之珍非重；玄珠已沉，网象之求何获？若廼妙行悬解，深体至精，韫大白之高量，步中黄之前轨，悠然配极邈天，古以为邻，淡乎养空清谷，神而内保，得忘筌於真宰…”等内容，令她产生了一种恍然若悟之感。特别是“苍璧在玩，昆仑之珍”、 “玄珠”、“真宰”等字眼， 犹如电脑的键码一样，不停地往外蹦出，而当她看到“曾祖允，梁安城王国侍郎，侍竹苑而彯缨，照通梁月；游兰台而奉笔，声迈楚风”这些内容时，思绪顿时迟缓了下来。

    “安城王国侍郎？“安城王国侍郎？”，她茫然地站在那里，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口中在默默地念叨着这几个字，

    杨之江见状，连忙轻咳了几声，笑道：“我说，美女，该不会得了魔怔了吧？一个劲地在念叨什么啊？”

    “别打岔！这个…怎么这么熟悉啊？好像在哪里看到过…”，

    当范清婉沿着碑刻又绕了一圈后，她终于想起了当年吴影教授所开的那堂公开课，就是在那次公开课上，她第一次听到“”安城王国侍郎”这个官名。当时吴教授讲到梁武帝为中国教育史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时，还特别提到了一个叫周兴嗣的人，此人深受梁武帝赏识，一夜写成了流芳万世的《千字文》，当即就被封为了“安城王国侍郎”‘，只不过，后来梁武帝并没有派他去安城王国治下的湖北当官，而是将他留在了皇宫里听差。

    想到此，再看到碑文上的“梁月“二字，心中顿时好像明了起来，“该不会指的是梁朝的月亮吧？魏法师的祖父，就是生活在梁武帝的年代的”，“‘楚凤’二字，应该暗指的是‘凤鸣岐山’吧？”。她记得，《箫经》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凤鸣，箫之声容。凤为何物？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这些不正是应对了碑文中的“阴阳纬候，河洛图书”、 “发明六气，牢笼万象。帝图首出，辩驭来归”等内容吗？！

    当她往下看到“复与昂师同还茅岭”，“贞观九载被召入京，太宗嘉而悦之”、“由是蒙度出家，配居谁山之仁静观” “总章二年，诏于茅山修福” “”茅山高顶每有三白鹤焉，方事之殷。鹤迺届於坟所，敛翼来下，疑接王乔之仙”等内容介绍时，心中顿时想起杨之江舅舅昨日所讲的话，与此相差无几，只不过，仅是将人名弄错而已，此人为魏降，而非魏征。

    忽然间，她的目光停在碑文的最右边：“魏法师，名降，字道崇，任城（今山东济宁）人，生于官宦之家，他的祖父、父亲在陈朝、隋朝都做过高官，属于名门之后，自幼即好老庄之学，跟随茅山的徐昂法师潜心修道20余年”。心里猛然一紧：

    “这魏降与魏征会否是同一人？”、

    ““唐太宗为何要魏降先到茅山，再到圌山的仁静观？”、

    “魏降的使命仅仅是出家？”，

    “天下道观那么多，为何一个离京万里的默默无闻的仁静宫，会引起帝王们如此重视？”

    “宋徽宗为何下诏将仁静宫改名为华阳观？虽说宋徽宗曾到过江南，并在镇江待了五十余天，但这赐名之事，却发生在好多年前，还有，他从未去过仁静宫”、

    “这一切会不会与唐太宗当年将茅山陶弘景的‘朱阳馆’改名为‘华阳观’有关呢？”

    “宋徽宗不理解唐太宗的做法？还是从魏法师之行中发现了什么？于是乎，干脆将茅山的华阳观改名为玉晨观，再将这华阳观之名赐给圌山的仁静宫？”

    ..

    一个接一个的疑问，在她心头不时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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