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我就喜欢中国文字。日月山川，多形象啊；看见“日”，我仿佛看见太阳从海面、从高山、从云海、从屋脊、从沙漠地平线缓缓升起，瞬间驱散黑暗、照亮大地，照在我的脸上，它的光强烈的让我眼睛无法接纳，但它的温暖却让我浑身热血激荡。看见“月”，我想起十五的月亮，中秋的月饼，家人的团聚，想起“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远方思念，想起弯月的夜晚，星光璀璨的夜空，牛郎织女的传说，想起《月光下的凤尾竹》的歌声，男女青年在月光下的喃喃细语。看见“山”，我想起家乡背后的小山丘、还有险峻的华山，黄山；巍峨的泰山，峨眉山；想起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阿里的神山冈仁波齐。看见“他与她”，多好的性别区分。男的他，单人旁，是顶天立地的男人，是负责的男人，是可以依靠的男人，是给我血肉的父亲。女的她，女字旁，就是充满母爱的母亲，就是给我骨肉身躯的人，就是宁愿自己牺牲一切，也要保护子女的那个勇敢者，爸爸、妈妈，多亲切。看见“一针见血”这个词，既可以看见一针下去，血从皮下流出的字面意思，又可能是一句很有见地的深刻的话，可以令你铭记永远的寓意。看见“一语双关”这个词，显示了汉语的丰富性，一句话包含不止一层的意思，可以是两层、多层的意思，“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就看读者如何领悟理解，这多么智慧。小学时高声朗读古诗：“二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多生动形象，就真像耳边传来黄鹂鸟婉转的鸣唱，眼前忽然飞起一群白鹭一样。

    我在中学最怕文言文，文句虽然精练，但与今天相距太多，很多字面意思也和现代文字不一样，一个字解不开，全句都不通了。

    后来读大学接触更多的文言文，也渐渐觉得不难理解了，因为读的多了，语境进入了，就熟悉了。所以，不要害怕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陌生的事，许多陌生是因为你没进入到里面，所以诚惶诚恐，一旦进入并最终融入，就会如鱼得水，应对自如。挑战陌生一定是一个人成长的重要因素！

    由于喜欢中国文字，就喜欢了汉语言，读大学选的也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大学毕业我留校做助教一年，现在来莫北当了一名初中语文老师，在市中学任教，虽然顺顺利利，但我觉得所学的是一些皮毛，还没有知其中之道，就开始“授业解惑”了。我去讲课更多是在现炒现卖。学校的教育前辈告诫我：“给人一滴水，自己要有一桶水。”他们说的对。我才三点水，很容易误人子弟。我确定我不是合格的人民教师，我希望领导发现我的浅薄，换个图书管理员岗位，让我沉浸在书海里，把一桶水先装满，然后再站在讲台上。

    但老校长认为我很努力钻研课程，有很多与别人不同的想法和做法，号召大家不要抱守陈旧观念，多一些改变教学方法。其实我是一桶水不足，从小逆反心理重，对书本都抱有怀疑、批评的主观意识。我的观念是：人不是一贯正确的，那么书是人写的，也不可能都正确，所以要善于发现并纠错。教学方法也是前辈积累的，我觉得也值得怀疑它正确否，条条大路通罗马。比如一堂课里老师讲得多，学生听得多，思考的并不多。于是我逆主流而动，安排一些课，让学生分组讨论，他们派人上台讲解，我作裁判并启发、补充！

    说远了，总之有了校长的话，我想当图书管理员是彻底无望了！我必须老老实实把课备好，不要讲错讲漏。我必须变着法子活着，我觉得我的教师生涯就是在地狱中戴着脚镣跳舞。直到我遇见了杨先生。

    被我称作老师的有不少，但叫先生的不多，在我内心里用先生是比用教师更能表达我对他的尊敬与崇拜。

    杨先生来之前，我们语文组有五位老师，两个负责高中，三个负责初中。除了一个二十八岁，其他都三四十岁了。

    杨先生是从别的地方调到我们学校来的，听说他来之前就是一个图书管理员。书记、校长对他到来好像不怎么热情，按常理如果欢迎一位新来的老师，应该在开会前特别介绍一下的，而介绍杨先生则是在全校教师大会将要结束时，书记才介绍说有位新来的杨景胜老师，今后负责教高中的语文，大家鼓掌欢迎。高大的杨先生礼貌地站起身来，用目光向大家示意，下面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接着就有人交头接耳的小声嘀咕议论。这杨先生到底什么来路？我一脸狐疑。

    后来各种渠道探到消息，综合画成杨先生的生平轮廓。他出生地主豪门，大学未毕业就投身革命，先是在国民党队伍，后被地下共产党人开化引导、弃暗投明来到共产党队伍，因为有墨水，又有一手好毛笔字，曾在部队当文化教员。一心入党，屡遭考验，未有结果。十年动乱前给某个省领导人写过信，结果十年动乱那个省领导被打倒，杨先生受牵连也就被开除军籍，下放军垦农场接受劳动教育改造，老婆、小孩都不给见面。十年动乱结束后，他不断写信要求平反，终于得到部分平反，先调到另一个学校当图书管理员。现在我们学校扩招学生，老师紧张，就把他借调过来！

    49岁的杨先生身材魁梧，圆阔的大脸，短发已白了，他喜欢宽松的衣服，穿的鞋基本都是布鞋，他说布鞋轻便舒适。我和他办公桌对面坐，一来二去就熟悉起来，发现他就是一块被埋没的金子，他肚子里太有墨水啦！哪是一桶水啊，简直就是一口水井。

    他除了上课、改作业，余下的时间就是写毛笔字，而且是小楷毛笔字，他慢慢从抽屉拿出带格子的本子，砚台给点水，磨研好墨，把笔在一个口缸洗净，然后端庄大气地坐正，提笔凝神，一笔一画地写起来，我看他先把标题写上《前赤壁赋》，然后作者名字“苏轼”。接着写正文“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全文664字，我大学时背都要一个星期，还不一定全部标点记得清楚，他却一字不漏的写下来，而且标点符号都没错！”

    更让我惊讶的是过几天他又把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一字不漏的书写完毕，而且还陆陆续续还写了十几古代名篇，篇篇他全熟记于心。我看得是目瞪口呆，啧啧赞叹。我觉得他得到记忆力超强，而且写的字比书店卖的标准楷书还要好，还要标准。我说：“你真神。”他说：“哪来的神，就是天天写、天天练，反反复复，就熟记于心了。”他说的也是，神一样的功夫都是练出来的。

    杨先生可以用小竹棍写字，也可以空手写字，手上啥都没有，但他依旧是握笔的姿势，一笔一画地写着，桌面上啥没有，但在他心中有字，别人根本不到，他自己看得明明白白。这应该叫“胸有成竹”吧。

    他写书法，有很多字是繁体字，那笔画复杂得很。我在无意中也学了很多繁体字，中国的繁体字漂亮！“宝”的繁体字“寶”，不仅有玉还有钱。这就是“近墨者黑”吧！

    很多老师都来找他，想请他教自己的孩子学书法。我也被他的字勾起欲望心痒痒地，想自己像他那样有条不紊地写出漂亮的字，令人羡慕。我对文字的爱好，在他这里就更上了一种感觉，就是对文字变成书法的爱好，书法就像变魔术一样，把文字的艺术展现的淋漓尽致。正楷就像检阅的部队，军容整齐，一丝不苟，行书就像中国的太极拳，有进有退，有放有收，而草书就像天上的流云，时隐时现，藕断丝连一般。我兴致上来，就问杨先生：“我这么大了，还能学会书法吗？”他说：“比你更大年纪的人都可以学，不难的，关键在于坚持。笔我有，给你一支，墨你用我的，就是要买格子本子。”我果然就买了格子本跟他学起来。我会问很多东西，他给我讲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苏东坡、米芾、怀素等许多书法大家的故事。

    杨先生说“你知道王羲之是书圣，他的兰亭序很出名。但你知道草圣是谁吗？”我说：“这你就别考我了，我对书法了解不深，是不是怀素？”杨先生说：“真正的草圣是张旭。最早是东汉的张芝创造了草书，叫‘今草’。也被后人叫过草圣。王羲之、王献之草书都受他影响，后来唐代的书法家张旭从他们书法中汲取营养，推陈出新，创造了狂草，他对后人影响更大，怀素都受他影响，所以他是真正的草圣。他的笔迹‘伏如虎卧、起如龙舞，顿如山峙，挫如流泉’。”杨先生讲起历史他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我听得是津津有味，他对古代历史了解甚多，尤其是明清两代历史。教学上遇到文言文的问题，我也会求教于他，他也会孜孜不倦地教导，把来龙去脉讲个明白，他的知识博大精深，我望尘莫及。他也喜欢我的钻研精神，反思态度。

    他的语文课我也去听，他爱旁征博引，对一些字的来历，刨根溯源，对一些词语，会讲一出故事来。听他语文课，有一半是历史课。如果他早点来，我会学到更多的东西。

    下课回到办公室，他会征询我听课的意见，我会毫无保留的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说：“我不是专业的教师，可能上课有点散，但我最后会总结重点，不会跑远的。”他的备课本，一行行文字间，穿插很多补充，涂涂改改的地方也不少，就像一个草稿。他说：“每次上完课，自己都会觉得有些遗漏，下次讲补充上去，也有一些地方讲多了，应该减少一点。”他上课是认真负责的，他说：“做一行爱一行，既来之则安之。”

    我在他的影响下，对教材的研究就更深入了，也渐渐喜欢教师这个行业。我感觉到从不喜欢到喜欢会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一个人发挥影响与引领的作用，这个人引起了你对某个领域的浓厚兴趣，这浓厚的兴趣最终转变成喜爱，爱不释手，寻寻觅觅、朝思暮想，乐趣横生、收获满满。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此话不错，关键是如何让它产生兴趣？

    杨先生一般不喜欢别人去他家里，但很例外地请我去了他家坐坐，这让我很期待，因为可以更多了解他的世界。去的那天正好他女儿也在家，杨先生就说：“娟子，来，介绍陈老师认识一下。你要向陈老师学习，他和你年龄差不多，可好学上进了！”娟子“嗯”了一声，瞅了我和杨先生一眼，就推说要去厨房帮母亲捡菜、做饭。我并没有太多往心里去，只顾用眼环顾杨先生佳的客厅四周，破旧的沙发，陈旧的衣柜，只有一张四方桌子有点像样，上面摆满宣纸、砚台、墨水、毛笔等。沙发背后墙上挂有一幅国画，云雾缭绕中有一小舟在河里游荡，岸上是林，远处是山，右角用行书写着“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是唐代诗人王维写的。我想这是怎么样的心境啊？杨先生历经磨难，又从这诗句中领悟到了什么呢？

    他给我倒了一杯温开水，对我说：“我女儿很勤快、会持家，就是不善于表达，男朋友现在都没有找到。”我暗想不会是在推荐我吧？！我刚才瞄了一眼她女儿，个头不像父亲，矮矮的像母亲，我一米八几的高个子，肯定不会找这么矮的女朋友。于是我赶紧告辞：“不早了，我也要回去了！”杨先生和他老伴很想留我吃个饭。我还是找个理由婉拒了。

    他提女儿也许不是那个意思，但我出门后的样子，就像挣脱牢笼的野狼落荒而逃！

    我对自己理想的对象还是有要求的，个头不能太矮，至少1米68以上，不能太胖，也不能太瘦，一定先要看的顺眼才可以。

    杨先生年纪大，也会困，尤其是夏日。中午，我们在办公室睡觉就往桌子上一趴，双手枕着头睡。他是双腿盘坐，双手放在腿中间，合眼打坐，闭眼睡觉。我要像他这么睡，永远睡不着。他坐的就像寺庙里的佛一样，一会还有轻微的呼噜声。我好奇问：“你在家也这么睡吗？”他说：“有床肯定躺着睡啊！只在外面这么睡。”我又问：“真睡着了吗”？他说：“我云游天下，见到纳兰性德了。”他说的这四个字的人名，我很陌生，于是查查资料，查到这个人是清代的，有一句著名的词：“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我后悔当初没问他，你见纳兰性德说了啥？估计他们谈了不少事情。我暗自想，人上了年纪是不是经常会与古代先哲梦中相见，共同探讨问题。如果真有那样，我倒希望能够梦见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

    杨先生的中国象棋也下得很好，在区里比赛都是冠军，但平时他很少下，没对手。我们学校最高水平的，他可以让一个车。关键是他可以盲下象棋。

    杨先生在我心里几乎接近神了，可他就是活生生的普通的一个人，宽松的衣服、一双布鞋，不紧不慢地走着！

    和他熟悉后，有一天我就问起他那个特殊时期的情况，其实是怜悯他的苦难。我说：“那段日子又游街、又劳动很辛苦吧？”他说：“那些不算什么，也不辛苦，游街示众，不就跟着队伍走嘛，劳动是很好的，本来我就觉得人应该劳动，有汗水、有耕耘，有收获，不仅是果实的收获，还有农业知识经验的收获。”

    我问：“你参加解放军为什么没入党？”他说：“我积极申请了，但我的家庭背景能那么快入吗？！我在部队是一个文化教员，又没什么突出贡献。”

    他说，最辛苦的是有段时间被关在屋里，逼着你检查历史问题，吃不好、喝不好是次要的，主要是不给你睡觉，三天三夜没完没了的审问。他们可以轮流来，我身体那时就垮了。我想那是怎样的一种状态，没有精气神了，人就不行了。

    他说，人家问他如何从国民党队伍跑到共产党队伍来的？有什么目的？他说他的班长，可能是一个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共产党员吧，对他说了很多事情，让他改变了世界观，决定要去当解放军。

    审问官又问：“那人叫什么名字？”杨先生说：“叫李友善。”他们去查后说：“在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里没有这个人，查不到。”杨先生于是就说：“那也许是化名呢。人肯定有，我的班长，是不是共产党我不知道，不可能问，问他也不会说。”后来他们就说：“查不到这个人，也许是你虚构的，你是不是国民党派来的内奸？是不是国民党不行了，快解放了，为掩盖你自己的罪行，投机加入我们的队伍？”杨先生说：“我没上过战场，没打过人，我是后勤保障，有时帮着长官抄点文件。”又问：“你抄写过什么文件？回忆写下来，要全部交代清楚。”那几天，没完没了、没完没了地折腾。后来我晕过去，他们把我送进医院抢救。那三天不给睡觉，才真叫苦，苦不堪言！

    杨先生说的时候，脸上平静而淡定，但内心深处一定是波澜起伏、跌宕翻滚。他像说别人的故事一样，没有一丝愤怒与悲戚。我听的人倒是感慨万分，唏嘘不已！

    他说他不怪那些审问官，他们也是执行上级指示，也是在完成任务。

    我说：“你早点出来，早点工作，对社会、对教育的贡献就大了。我也可以向你学更多的东西。埋没那么久，太可惜了！”他说：“能平反就阿弥陀佛了！尤其对家人、对小孩来说，这帽子就算摘掉了。小孩可以挺起胸膛上学了！”他这时眼睛亮起来。

    杨先生说：“我能来教书，就是上天对我最好的安排。我可以把自己懂得的那么一点知识教给学生，也可以把如何做人的道理，在教书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学生。师傅带进门，修行靠个人。学生们今天不理解，但总有一天会领悟到的。我是说有些人。”

    我点头认可。道理其实早就先于生命存在现实中，就是看你是早悟到，还是迟悟到，还是至死都没有感觉到。很多人说我早熟，我觉得是我悟道早些吧。

    半年后我当了教务主任，搬到另一个办公室里，因为忙，与杨先生说话就不多了。也有学生反映他讲课好，也有老师说他爱讲书外的故事，是不是跑偏了。我没找杨先生，心想也许杨先生的课里的内容学生都忘记了，但讲的故事会让学生永远记着。

    在我事业起步阶段，就小有成绩，升为教务主任，既是我自己勤奋好学，扎实工作的结果，也离不开杨先生给我在人生、教育、知识的滋养。

    我没入党，学校书记及局领导找我好多次，我都觉得自己不成熟，还没想明白。但我信誓旦旦拍着胸口说：“我一定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我保证！”我说的真实可信，没有半点虚伪。

    杨先生的冤屈是不是有点影响我对党的看法，好像有点又好像没有，因为我那时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也开始接触外国哲学家的东西了，尼采、康德、萨特、弗洛伊德等进入了我的视野。

    尼采说：上帝已死！告诉我们上帝其实就是你自己。康德强调的感性直观的重要，从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萨特的存在主义，强调存在先于本质和人的自由选择，强调人除了行动，别无现实。弗洛伊德关于前意识、潜意识、自由联想、梦的解释。他们的观点都对我有很多影响。我感觉东方哲学更多关注整个大宇宙，强调天、地、人的关系。而西方哲学更关注人的本身，强调以人为本，因为人也是一个小宇宙。

    后来听我父亲说，杨先生很欣赏我，很想把他大女儿娟子介绍给我，但也觉得自己女儿不够优秀，配不上，就缄口不提了。我母亲说：“这女儿我见过，懂事有礼貌，人不错，就是矮小一点。”

    人生无常事无端，知遇之恩有几人？我心里嘀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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