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莲英，居然还是他。回府的路上，坐在车里的关卓凡，自失地一笑。历史的编排自有其路数，这种冥冥之中的强大惯性力，自己身为穿越者，实在应该有所敬畏。
不过，也幸好还是他。历史上的李莲英，虽然始终笼罩在各种民间传说的迷雾之中，但对他，正路子的史家基本是有公论的：这是一个厚道人，只栽花，不种刺；只帮人，不害人。还有，李莲英当然也贪财，但他小心谨慎，严守分际，不该伸的手，绝对不伸。
他的墓志铭上的那几句话，“事上以敬，事下以宽，如是有年，未尝稍懈”，不是虚言。
最难得的一点是，李莲英虽然对慈禧忠心耿耿，但并非一个对主子无原则阿附的人。戊戌变法失败，光绪被慈禧幽禁，整个皇宫，唯一肯对光绪有所照拂的，就是李莲英。光绪自己也说：“若无李谙达，我活不到今天。”
八国联军入城，慈禧携光绪西狩，临走前对珍妃下手，这个差使就不能派李莲英，而是派了副总管太监崔玉贵。
事实上，也正是因为戊戌之后，李莲英没有“旗帜鲜明”地站在慈禧一边，李大伴自此宠衰。
当然，也可以把李莲英的行为视作自保的一种手段，安德海覆辙于前，如果还像他那样到处招怨，下场如何，有版可看。退一万步，就算慈禧肯维护自己，太后薨逝之后呢？冰山一倒，一个太监，不就是仇家的俎上鱼肉？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晓事的人。加上关、李之间的恩义联结，关卓凡有把握，李莲英会成为自己在宫中的有力的助手和耳目。
但同时，关卓凡也提醒自己，对李莲英不能报过高的幻想。他会亲附自己，但未必会成为自己的“私人”——李莲英甚至不能百分百算慈禧的“私人”，何况关卓凡？
有一个现象值得重视，有清一朝，勉强称得上“权监”的两个——安德海、李莲英，都出自慈禧宫中，这不是偶然现象。
“太监不能干政”这条祖训的前边，还有一条“后宫不能干政”。慈禧以后宫干政，对“太监不能干政”的认同度本来就低，加上她书读的少，对阉竖误国的教训，了解的也少，更形不成相应的牢固的概念，对重用太监的抵触和防范都很有限。
最重要的还是关卓凡之前分析过的，一，深宫女主，见识少，行动亦不得自由，太监是她获取外界第一手信息的最重要的渠道。二，垂帘不合祖制，理论上，所有的重臣，都是她的潜在的反对者，四边不靠之下，孤独的太后，对“身边人”产生依靠的心理，是很自然的事情。
这真是“制度的问题”了。
慈禧在吕氏一事上的“失态”，根本上，是恐惧于关卓凡这个最重要的“身边人”，有发生动摇、变化的可能，从而生出了强烈的反弹。说到底，是为了保证关卓凡这个“身边人” ——她最重要的依靠——不“变质”。
这个，和普通女人的嫉妒，并不全然是一回事。
想通了这一点，关卓凡的嘴角泛起一丝阴冷的微笑。这一次的跌宕，实在不算一件坏事。
方才养心殿上，慈禧的话虽然委婉，但其中的悔意已非常明显，现在慈禧对关卓凡的的心理，已经不是觉得关卓凡对不起她，而是觉得她对不起关卓凡了。
这是关卓凡进一步固权的最好时机，也是他推进重大政策的最好时机。
还有，这一次的风波，固然是慈禧“收服”关卓凡的努力，但反过来，也为关卓凡指明了加强对慈禧的影响和控制的路数。嗯，胆子可以再大一点，步子必须迈得更快一点。
关卓凡对慈禧的心理的判断，基本是准确的。
回到长春宫的慈禧，依然心潮起伏。
之前，关卓凡府里的那株“五尺高的血珊瑚”，已经证明纯属虚妄。
醇王福晋进宫的时候，慈禧问过她这个事——醇王福晋是常去关卓凡的贝子府串门的，那里有她两个“妹妹”呢。醇王福晋想了半天，也想不起自己在哪儿见过什么“血珊瑚”，更别说“五尺高”了。
难道每次醇王福晋到达贝子府之前，关家都把血珊瑚收了起来？真这么不怕麻烦？何况和关家往来的王公大臣多了去了，醇王福晋这么一个好事的角色，也没听谁说起过贝子府有这么一株血珊瑚，总不可能任谁来了，关家都事先收起了珊瑚吧？
同样的问题，也问过李莲英——那个时候还叫李进喜，他也是去毅勇忠诚贝子府传过旨的。太监传旨并不会事先打招呼，想藏什么也赶不及。慈禧问的很有“技巧”，装作闲闲不经意的样子：“关卓凡府里的那株大珊瑚，是白色的吗？”
李进喜微愕，说道：“回主子的话，奴才不曾在关贝子府上见过什么大珊瑚。”
今天，“镜子”一事，证明了也是安德海的谎言。
自己急怒攻心之下，也是昏了头了。其实细想一下，就能发现安德海话中的绝大破绽：吕氏这个宅子，不比贝子府，除了关卓凡自己，绝不会有其他人出入，包括安德海。何况是闺房内室？那么其中具体陈设形容，他如何能够知晓？
慈禧心中苦涩难言，自己居然掉进了一个太监的陷阱，落手对付自己最亲信的国家首辅！
安德海之所以构陷关卓凡，原因已经很清楚，插手园工而不得，乃生异想天开之妄念。自己自诩英明，怎么就被一个下贱的阉人摆布于股掌之上？
他不修圆明园，是为国家好；他修颐和园，是为自己好——然而自己，唉！
慈禧的心里犹如火烧火燎般难受。
吕氏的事情，当然是他不对！可是吕氏既已远走，清醒过来的慈禧，不能不承认，关卓凡在吕氏身上，仅仅是“大头管不住小头”而已，并没有一丝自外于圣母皇太后的意思——话说回来，又有哪一个男人是真的“大头管得住小头”的？
求全责备，只怕原来没有“自外”的意思，也被逼出了“自外”的意思了！
慈禧悚然心惊，该怎么弥合自己和关卓凡之间有可能产生的这一条裂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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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几天的军机叫起，君臣议的是两件对中国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事务，一件是修筑铁路，一件是发行国债。
修筑铁路的事情，关卓凡在美国的时候，就开始在国内下功夫了。回到国内，还未出兵剿回剿捻，就明里暗里，在各有力者处为修铁路递话了。有的晓之以理，有的动之以利，有的直接用银子铺路。军机上已经取得了一致意见，言路上也尽可能打了底，本来打算年后立即着手，没想到先撞上了安德海这一档子事。
关卓凡情知安案尘埃落定前不是议论大政的好时机，一直隐忍不发，等到安德海终于变成了内务府慎刑司里的一块烂肉，乃第一时间，上奏请修铁路。
关卓凡在奏折中说道：“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尤不可缓。”
所谓“用兵尤不可缓”，原因有二。
第一，“我国幅员广大，画疆而守，则防不胜防，驰逐往来，则鞭长莫及。唯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趋，相机策应，虽万里之遥，数日可至，百万之众，一呼而集。”
第二，“兵合则强，分则弱。以中国十八省计之，兵非不多，饷非不足，然此疆彼界，各具一心，遇有兵端，自顾不暇，征饷调兵，无力承应。若铁路告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裁兵节饷，并成劲旅，防边防海，转运枪炮，朝发夕至。”
而且，如此一来，“驻防之兵，即可为游击之旅，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不为疆臣牵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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