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杀安德海的主角，是皇帝和丁宝桢，背后的靠山是慈安，恭王不过是在程序上配合了一把，其实是这个事件最小的一个角色。



        要他自己来干，或者说此事要他来发难，借他一个胆也不敢。



        当年在内务府大骂安德海，声称要小安的脑袋的恭王，早已过眼云烟了。



        而且，如果他不配合，就是得罪皇帝侄和慈安太后——这个，恭王也是不敢的。



        曾国藩和他的幕僚赵烈，曾经有一段议论恭王的对话，比较有意思。



        赵烈对恭王的评价，先从长相说起：“见恭邸小像，盖一轻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镇百僚。”



        曾国藩说：“然貌非厚重，聪明过人。”



        赵烈说：“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



        然后就开始了苛刻的批评：“至己为何人，身处何地，似全未理会。身当姬旦之地，无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势极而虑不出户庭，恐不能无覆悚之虞，非浅智薄慧、涂饰耳目之计所能幸免也。”



        曾国藩叹息着表示赞同：“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



        赵烈对恭王的评价，不算公平。恭王也曾有“自立之心”，可被嫂夹头夹脑一顿乱棒，从此彻底没了脾气。只好如曾国藩所言，“晃荡不能立足”。



        虽不公平，但却准确，恭王再入军机之后的样。就是赵、曾给他画的这副像。



        本时空，恭王会表现得更好吗？



        次日。军机叫起，关卓凡奏请求设立“奉恩基金”。



        之前，折就已经递进了内奏事处。两宫皇太后问了几个不痛不痒的问题，便当场允准。



        军机大臣回到军机处，军机章京随即写旨。军机大臣会阅旨稿，曹毓瑛略作润色，关卓凡首肯，发军机章京校对誊抄。然后用黄匣进呈。



        两宫看了一遍，没有可加减之处，于是取出印章，母后皇太后用“御赏”印，圣母皇太后用“同道堂”印，明黄旨面，朱痕宛然。用印后。谕旨装回黄匣，由军机处转内阁，“明发上谕”。



        不过半个上午，一桩轰动京城内外的重大政策便出台了，效率实在惊人。



        本来这种重大政策，一向是要“交议”的。即由王公大臣、翰詹科道，充分发表意见，朝廷再决定是否实行。



        但关卓凡暗示：不必强人所难。



        宗室不必说了；普通的旗员，虽然不能从“奉恩基金”直接捞什么好处，但也绝不会反对。



        可汉员就不然了。本来就对旗人不服气。这个“奉恩基金”，尺足加二地给宗室恩典。厚彼而薄此，瞅着心里怎么会舒服？可如果站出来反对，就是和整个宗室作对，又怎么张这个嘴呢？



        所以，“交议”的话，只会“叫”大伙儿“不容易”。



        所以，不如就“宸衷独断”了吧。



        这个政策确实是有副作用的。但关卓凡认为，资源有限，现在要集力量抓主要矛盾。面面俱到，谁都想讨好，谁都不想得罪，就什么事也不用办了。



        而且，并非所有汉员都反对这个政策。京内京外，反应截然不同：地方督抚，几乎一面倒的支持这个政策。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大佬，纷纷上折表示，“奉恩基金”乃“巩固国本”的“善政”。



        这个现象实在有点奇怪：“奉恩基金”是要“新政”掏银的，可办“新政”的争先恐后地抢着说：宰我！宰我！



        反倒是不办、甚至反对“新政”的大皱眉头，愤愤不平——当然，不是为“新政”不平。



        在京的宗室，犹如滚开了水。尤其是爵位较低的宗室和闲散宗室，激动异常，一个个口沫横飞地嚷嚷：“我说什么来着？关三主事，就是比恭强！强太多了！”



        一大堆黄带，满北京城地乱窜，各个衙门到处打听：什么时候派银？派多少？哪个衙门办这个事？



        可能经手其事的衙门，如户部、内务府，也十分紧张，因为这是每年过手一百几十万两银的“大活”，而且，年年都有！



        消息很快出来了，这个差使落到了一个叫做“顾问委员会”的衙门头上。



        大伙儿愕然，这是个什么衙门？什么时候设立的？



        刚刚设立，只有一块牌，一个“主任委员”，两个“委员”——通衙门就这三号人。



        品级可不低，“主任委员”从一品，和部院尚书、都察院左右都御使，是同样的品级。



        户部、内务府之流自然失望，但宗室们却兴高采烈。朝廷居然专门为这个“奉恩基金”设立了一个衙门，还是从一品，可知有多么重视这个“奉恩基金”——这个“奉恩基金”，一定会兴旺发达的！



        进一步的消息出来了：“管部”的就是关贝。



        这就不消说了！



        于是黄带们一股脑儿涌到了“顾问委员会”去。



        “主任委员”容易见不到，两位“委员”笑容可掬，总是这么回答的：



        “‘奉恩基金’由各地新办工矿之盈利按例拨付，这个‘盈利’有多少，得一家一家盘账；还有，这个‘例’定多少，要请旨。呃，这个‘例’不好定太高的，是吧？不然不成了杀鸡取卵了吗？



        “各位爷也是晓得的，咱们的新式工矿还不多，所以刚开始这几年，‘奉恩基金’一定是有亏空的，这个亏空，怎么填，也要请旨。”



        总之，什么时候派钱、派多少钱，这些关于时间、数字的问题，都没有一个确实的答复。



        但几个概念很快便形成了。



        第一，“奉恩基金”是和新式工矿捆绑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是和“新政”、“洋务”绑在一块儿的。



        第二，新式工矿还不多，“新政”也好，“洋务”也罢，还非常单薄，单靠现有的这几间“企业”，是不足以支持“奉恩基金”的。



        第三，“奉恩基金”不好长期亏空的，不然，必无以为继。



        黄带们都有点急了，那你们倒是赶快多办几间“新式工矿”啊。



        “委员”连连点头，说道：“各位爷的意思，我们一定转告郭主委，郭主委一定会上奏朝廷，加快开办‘新式工矿’的。”



        “郭主委”，“顾问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郭嵩焘。



        这是一个再叫人也想不到的任命。



        郭嵩焘刚刚被左宗棠从广东巡抚的位上赶了下来，明发上谕“着郭嵩焘来京”。来京干什么呢？原来是坐这个位啊。



        大伙儿原来都以为郭嵩焘倒了大霉，没想到人家一进京，正二品的巡抚变成从一品的“主任委员”，升官了！



        只是有人提出疑问：这个“顾问委员会”既然负责为“奉恩基金”筹资，“主任委员”难道不应该由一位宗室来做吗？



        很快便有聪明人给出了答案：“‘顾问委员会’是要和各地的督抚打饥荒的，你叫一个宗室来做，这些账，算得明白吗？想想人家郭筠仙，是什么出身啊？”



        有疑问的恍然大悟：“郭嵩焘从曾国藩幕出身……对啊，由他来和地方打交道，督抚们要买账的！”



        于是都赞叹：“关贝真会用人！”



        对于郭嵩焘的任命，最出乎意料的，还是郭嵩焘本人。



        郭嵩焘抵京之后，实在不想住广东会馆；他虽然是湖南人，可现在身份尴尬，也不好住湖南会馆，于是和军机上打了招呼，就住在老朋友潘祖荫的家里。



        每天和潘祖荫切磋书法金石，貌似逍遥，可始终等不到陛见的通知，其实无比气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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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今天又得开一天的会，只有午的一更，抱歉。



        *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