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人民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的当口，南京国民政府却要禁一首爱国歌曲，这听来似乎像是天方夜谭。

        然而事实确实如此。

        自从“淞沪之战”结束后，南京政府就一直避免激怒日本，刻意压制国内的排日活动。到了“长城抗战”失败，中日两国秘密签署《塘沽协定》，南京政府取缔民间排日运动的意图就更加明星。

        再过半年，也就是1935年2月，常凯申和汪兆铭甚至会联名发布《严禁排日运动令》，随即国党中政会向全国报纸、通讯社发布通告：禁止刊登排日和抵制日货的消息。

        在南京政府的这种思想指示下，《万里长城永不倒》和《松花江上》两首歌，绝对属于必须禁止的歌曲。包括周赫煊那本《非攻》杂志，通篇都在宣传抗日思想，最多到明年2月份就会被彻底查封。

        到时候塞再多钱都没用，因为严重违背了常凯申和汪兆铭的国际外交方针。

        然而百代唱片公司是个例外，历史上，这家公司发行了许多抗日爱国歌曲，没有一首被南京政府封杀过。原因很简单，百代唱片公司的背景太复杂了，主要股东来自于英国、法国和美国。

        英法美三国都是爸爸，百代公司是三位爸爸的产业，不管是中国还是日本，都不敢对百代唱片公司下手——最多也就抗议警告一下。

        也别觉得汪兆铭的表现太怂，一听到是英国公司就吓尿，即便换成常凯申，同样也只能选择视而不见。

        民国时期，中国方方面面都被列强控制。最大的矿山股份被洋人控制，最大的茶叶公司被洋人控制，最大的渔业公司被洋人控制……除非南京政府彻底撕破脸，强行接收这些外资产业，否则只能乖乖的喊爸爸。

        当然，汪兆铭虽然不敢直接下令封杀唱片，但他还有其他手段。比如，禁止国内一切广播电台播放周赫煊的歌，禁止在公开场合播放相关唱片等等。

        这些手段是非常有效的，本来有两部电影想使用《万里长城永不倒》做主题曲，现在政府的命令一下，电影公司立即放弃了这个想法。还有即将举行的华北运动会，主办方打算将《万里长城永不倒》做为入场式歌曲，如今也只能作罢。

        南京政府越是这样封杀，《万里长城永不倒》的唱片就卖得越好，或许是民众被激起了逆反心理。

        仅仅几天时间，只是在上海及周边地区，《万里长城永不倒》就卖出2000多张，《兰花草》也卖出600多张，如此爆棚的销量走势把百代唱片公司乐坏了。

        英国佬才不管什么中日关系，也不管你中国人爱不爱国，他们只希望唱片越卖越多，把真金白银赚到手。

        各大报纸虽然被南京政府警告，不得刊登关于这些歌的讨论文章。但地下刊物却不管那么多，许多地下杂志刊登了完整的歌谱，发行到东北、日本，甚至是东南亚地区，使得《万里长城永不倒》和《松花江上》迅速传播，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爱国歌曲。

        特别是已经沦陷的东北四省，许多抗日队伍专门请人教唱，将士们含泪唱着这两首歌英勇杀敌。

        ……

        海格路，周公馆。

        埃德加·斯诺与周赫煊相对而坐，他拿着速记本笑道：“周先生，最近你的诗和歌都流传很广，你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最伟大的诗人和歌曲创作者。”

        “最伟大谈不上，中国有很多伟大的人物，我只是稍微有点名气而已。”周赫煊说。

        埃德加·斯诺是一个青年帅哥，当然，再过几年就要变成秃顶大叔了。他是《纽约日报》的驻华记者，还兼任燕京大学的新闻系讲师，采访足迹从中国东北一直延伸到东南亚、日本。

        斯诺笑道：“你太谦虚了，我见过的中国人很多都是这样。”

        周赫煊说：“谦虚是一种美德。只有那种毫无文化底蕴的国家和民族，才会得势就猖狂，比如日本。”

        “你很讨厌日本？”斯诺问。

        周赫煊强调道：“极度讨厌！”

        斯诺说：“中国有三位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一是胡适，二是鲁迅，还有一个就是阁下。我采访过胡适和鲁迅，他们跟你都不一样。”

        “怎么讲？”周赫煊道。

        斯诺说：“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的思想是美国式的。鲁迅是一个革命者，他似乎并不排斥日本，而是着眼于中国的国民改造。而你有些民族主义者的倾向，你的言行都以国家为出发点。”

        周赫煊笑道：“你归纳得有些意思。而且你的采访风格也很有趣，你喜欢跟被采访者聊天，而不是一问一答的方式。”

        “当然，一问一答目的性太强了，容易忽略很多细节，”斯诺说，“你知道美国这几年最流行什么思想吗？”

        周赫煊说：“自由主义和民权主义。”

        斯诺道：“能聊聊你的看法吗？”

        “自由主义和民权主义由来已久，但最近几年在美国风行，主要还是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周赫煊阐述道，“美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萧条，公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甚至连自由言论也受到压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自由主义和民权主义在美国流行起来很容易理解。”

        “很有意思的见解，”斯诺点头道，“那你能否比较一下，中国和美国的自由运动、民权运动之间的区别。”

        周赫煊分析说：“美国是资本政治，法治建设比较完善。因此，美国的自由运动和民权运动，都围绕着美国宪法而进行。不管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不能打破美国宪法的制约。所以美国的自由运动和民权运动，是可控的，可引导的，非暴力的，具有合法性的。但中国不一样，中国是强权政治，法治建设还在起步阶段。刚才你说，胡适是自由主义者，但他仅仅是写了几篇呼吁宪政的文章，就被当局逼得远走海外。而鲁迅参与的民权运动，更是直接被暴力镇压，鲁迅本人也多次逃到租界避难。”

        斯诺笑道：“你的见解很透彻，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你是一个真正的智者。”

        周赫煊摊摊手：“智慧非常宝贵，但有的时候，智慧毫无用处。”

        斯诺又问：“你对中日两国的关系怎么看？”

        “必有一战，而且中国必胜。”周赫煊说。

        斯诺笑道：“你果然与众不同，你非常有自信。我采访的其他中国人，在谈起这个话题时，他们表现得都很忧虑，极度缺乏自信心，对未来有一种难言的恐惧。”

        周赫煊说：“我的自信并非来源于自身，而是对我的国、我的民、我的文化有自信。”

        斯诺突然提起丁玲：“去年，中国著名的女作家丁玲女士失踪，很多人都参与了救援行动。你好像没有参加？”

        “我对这个事情不了解。”周赫煊道。

        斯诺突然压低声音：“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正在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联手行动，策划着营救丁玲女士。周先生有没有兴趣加入？”

        周赫煊笑道：“如果只是写几篇文章，我非常乐意。毕竟，丁玲女士也算我的朋友。”

        斯诺说：“孙夫人已经跟国际政治犯联合委员会有了计划，这是一个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下属的机构，专门致力于保护集权政治下的政治犯的民权。如果你要加入的话，可以跟伊罗生先生取得联系。你知道伊罗生吗？”

        周赫煊说：“我跟伊罗生在荷兰见过面，他是美国左翼作家兼记者。”

        “既然都是朋友，那就更好办了。”斯诺笑道。

        周赫煊是真无所谓，因为丁玲根本不用他去救。如今丁玲正和同居男友一起，被软禁在特务头子徐恩曾的别墅里，除了没有自由，丁玲好吃好喝舒服着呢，甚至国党特务还会把丁玲的母亲、儿子都接去。

        丁玲之所以有如此优渥的待遇，原因有二：

        一是孙夫人在积极救援，并且在国内外疯狂宣传丁玲。如今丁玲不仅在中国名声大振，在美国也有无数读者。国党怕引来恶劣的影响，不敢杀，也不敢放，只能每天软磨硬泡的引诱丁玲叛变；

        二是特务头子徐恩曾最宠爱的姨太太，正是前几年叛变的共党费侠。费侠虽然叛变投敌，但还是比较同情共党的，经常劝阻徐恩曾不要使用酷刑。把丁玲软禁在别墅慢慢诱降，也是费侠出的主意，徐恩曾对她言听计从。

        历史上，丁玲最终能够被释放，主要还是美国那边起了作用。南京政府承受不了国际舆论压力，只能被迫释放丁玲。如果有周赫煊参与的话，可能事情要顺利许多，至少能让丁玲提前半年重获自由。

        当然，其中也有丁玲自身的原因。

        费侠这个共党叛徒，在给徐恩曾做姨太太以后，可是诱降了许多共党。而丁玲被抓后油盐不进，无论费侠怎么诱降，怎么给好处，甚至把丁玲的母亲和儿子都接来，威逼利诱之下，丁玲坚持了整整两年也没投降。

        现在接下了营救丁玲的任务，周赫煊觉得自己该到美国走一趟了。

        说起来很可笑，想在中国救人，却必须去美国造势。或许在南京政府眼里，美国民众的舆论，远远比中国民众的舆论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