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回到重庆，周赫煊只有一个直观感受——交通太拥堵了！

        特别是朝天门码头，密密麻麻全是黑压压的人头。无数政府官员和老百姓都打算返回原籍，别说江上的客轮挤满了，就连渔船都成为交通工具。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两个月，包括成都那边的战争难民都在往重庆汇聚，因为长江是出川最便利的途径。

        许多从四川其他市县过来的百姓，在朝天门码头一住就是大半个月。他们风餐露宿，每日天不亮就起来排队，如此辛苦只为求得一张船票。

        虽然生活艰辛，但每个人脸上都多出几分喜悦与期盼，因抗战胜利而喜悦，因即将归乡而期盼。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天，无疑是常凯申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他前往胜利大厦发表胜利广播时，沿途挤满了欢庆胜利的人潮。人们看到常凯申出现，立即欢声雷动，争相与他握手。

        那一刻，人们发自内心的拥戴常凯申，他的个人威望达到了顶点。

        老百姓那个高兴啊，不仅抗战胜利了，而且重庆的物价在一天之内暴跌50%，好像赶走了小日本果然就能迎来幸福生活。其实物价暴跌就那一天时间，第二天就迅速涨回去了，但整体来看物价还是在下降的。

        常凯申的光辉伟岸形象并没有保持太久，内战让他迅速跌下神坛。

        特别是前不久的“一二一惨案”，3万昆明学生罢课游行反对内战，结果被军统特务炸死教师4人、打伤学生60余人。消息传遍全国，重庆、成都、上海、延安、遵义等地学生自发组织起来，通过游行的方式声援昆明学生，各行各业反对内战的呼声也更加高涨。

        如今常凯申正带着宋美龄在北平视察，天安门城楼上还挂起了他的画像，等老蒋再回重庆就将接受美国特使的调停。

        马歇尔已经亲自来到重庆，他的任务是调停国共内战，帮助中国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几年之后，国共两党都对马歇尔破口大骂。

        共党认为：马歇尔的军事调停只是个幌子，真正目的是为了帮常凯申做内战准备，协助国党军队进犯解放区，并积极训练和装备国党部队，供给常凯申大量的军火和战略物资。

        国党认为：国府误信了马歇尔的调停，将最精锐的国军开到东北，以至内地空虚，各战场都兵力薄弱，给予了共军以可趁之机。

        （马歇尔：都是我的错咯？）

        ……

        周赫煊没有直接坐船回家，而是沿朝天门码头去了一趟市区。他东走走西看看，来到一家米铺前随口问道：“你这里精米多少钱一斤？“

        店伙计没认出是周神仙，应道：“精米四块二角一斤，先生要多少？”

        “我就问问。”周赫煊笑着离开米铺。

        物价回复的情况还很不错，周赫煊半年前离开重庆的时候，米价最高已经涨到五块多一斤，几个月就跌了五分之一。（顺便一提，抗战期间的征购政策最恐怖时，政府以1毛钱的米价从地主和农民手里收购大米，到市场上就变成了5块钱一斤。这就是为什么农民纷纷把土地还给周赫煊的原因。）

        如果国民政府不出昏招，法币是可以慢慢恢复购买力的。在抗战胜利之初，国府拥有600万盎司黄金，9亿美元法币，接收日伪产业折合法币10万亿元，还有美国的剩余援华物资约20亿美元。

        这些钱完全可以用来整顿税务，平衡收支，抑制通货膨胀。

        然而国民政府怎么做的呢？

        首先，国府将汪伪政权发行的中储券与法币的兑换比值定为200:1，也就是说200中储券只能兑换1法币，严重低估了中储券的购买力，直接让沦陷区的老百姓资产缩水200倍。

        沦陷区的老百姓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抗战胜利，然后突然发现自己成了穷光蛋。

        于是乎，中储券变成废纸，人们排队兑换法币，抗战大后方的法币疯狂流入沦陷区，导致大后方居然出现了法币不足的情况。

        国民政府发现法币不足，顿时大喜，加班加点的赶印法币，大量法币充盈市场，造成物价再次飞涨。抗战时期没有彻底崩坏的法币，居然在抗战胜利后直接玩崩了。就拿首都南京来说，八个月内米价暴涨500多倍，法币已成废纸。

        后来陈立夫总结国党失败原因，把锅都甩在宋子文头上，他说：“日本投降以后，收复地区人民自然欢迎使用法币，但财政当局宋子文竟规定200元伪币兑换1元法币……一个富有的人经过这场战争，他的财产贬值了几百倍，这不是替共党铺路吗？我们已替共党把人民都变成了无产阶级。”

        没人知道宋子文当时是怎么想的。

        周赫煊优哉游哉的在重庆街头闲逛着，临近傍晚才回到周公馆。

        “明诚兄！”梁思成和林徽因就住在周公馆内。

        二人是去年秋天来重庆的，梁思成专门送林徽因来大医院治病。历史上，医生对林徽因病情的判断是最多能活五年，几乎不可能看到新中国成立。

        结果两年之后，林徽因吃到了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这才有机会参与设计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

        由于有周赫煊提供的磺胺帮助，林徽因的病情要比历史上好一些，但也好不了多少，她已经瘦得不成人样。

        见到这夫妻俩，周赫煊笑着拿出一箱药品说：“英国最新研发的特效药链霉素。”

        “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梁思成又惊又喜。

        “没错，”周赫煊又拿出注射器说，“肌肉注射，你先给徽因打一针吧。”

        链霉素是瓦克斯曼和萨次发现的，萨次是瓦克斯曼的学生，并且是链霉素的主要发现者。瓦克斯曼忽悠学生萨次把专利交给学校，然后撇开萨次找学校分享专利权，随即又联系制药公司研发药品。

        历史上，这款新药在1944年就通过了临床试验，并于1945年正式发售。

        但现在却有些不同，萨次在知道自己上当后，立即联系周赫煊的皇家制药公司，只要帮他打赢官司就授权皇家制药厂生产。扯皮官司足足打了大半年，由于专利权所属不明，链霉素也被法院勒令暂时不准生产。

        无奈之下，大家只能私下和解，由两家制药企业共同获得专利授权，而瓦克斯曼和萨次则各占有20%专利，剩下的60%专利归学校所有。

        直到周赫煊离开英国的时候，链霉素都还没通过临床试验，足足在香港等了两个多月，港英军政府的官员终于把药品带过来。

        现在链霉素在英国都没普及，中国人更是听都没听说过，林徽因提前两年用药估计能多活好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