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远行南诏国的马帮商队在大厘城（今云南大理北喜洲镇）收集情报的过程，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甚至有些意想不到的受欢迎。

    因为大厘城位于云贵高原上位数不多，适宜较大范围农耕聚居的两大平原河川地区——洱海流域。当地的主要人口都是开化度很高的白蛮（今白族）和汉裳蛮（号称诸葛武侯的平南旧部）；从衣冠语言文字上其实与唐地的西南各州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甚至有些就是来自西川、黔中等地的唐家子及其后裔。

    （这也为后世王朝开拓和经略云南提供了某种便利，我对外战争胜率最高的大宋例外。）

    另一方面则是当地政治上的原因。要说起来还是与如今被俘关在方便院里的那位高骈，在二十多年前备边经略的成果有关。比如他就曾亲自领军主导了收复安南的渡海远征；连带攻破了那些附从南诏入侵的延边部族，前后杀获数万，斩段酋迁、脆些、诺眉等到大酋，唯有领军的清平官杨缉思只身逃还。

    后来在当任西川节度使的时候，更是曾经多次在大渡河击败南诏的窥探和进犯；自此修复邛崃关、大渡河诸城栅，筑城于戎州马湖镇，称为平夷军；又筑城于沐源川，都处于南诏与西川之间的要地，各置兵数千镇守，使南诏失去再战的勇气和凭据。（光是看在这些事迹上，太平军就不会随便将之杀掉的。）

    所以自贞元以来本来就在持续衰退的南诏国，在接连损兵折将的惨败之下（“屡覆众，国耗虚“），国内一度十五岁以上的男子都被拉出来充兵备战，而导致田地里尽是老弱妇孺在劳作。这对当地的经济生产造成了很大的后续影响。更令利益受损的臣民怨声不已。

    而这一连串战败，同样导致南诏王族蒙氏的力量和权威严重受损，大批富有经验又忠于王姓的将士不是战死就是失踪，作为国都的羊（阳）苴咩城（今云南大理附近）城中，正所谓是家家戴孝户户丧丁，南诏国内的政治矛盾和纷争也因此一度被激化起来。

    而这又与南诏本身的国家体制有关。自贞观年间的蒙舍诏首领细奴逻，统一洱海流域的诸多小国（部族）建“大蒙国”之后，同样也是大量效法唐地建章立制；在中枢建立六清平官（宰相）、十二大军将（诸卫）、六曹（六部）长为首的十九阶文武官僚体制。

    自此将国内分为十赕之地:云南赕(今祥云、宾川)、品澹赕(今祥云县城)、白崖赕(今弥渡红崖)、赵川赕(今大理凤仪)、蒙舍赕(今巍山)、蒙秦赕(今漾濞)、邆川赕(今邓川)、大和赕(又作矣和赕，今大理太和村)、苴咩赕(今大理古城)、大厘赕(又作史赕，今大理喜州)。

    在地方则是凡一百家设总佐一人，一千家设理人官一人，一万家设都督一人。又效法唐朝的府兵和租庸调体系，所建立起来乡兵制度。文武官员和自由民都受到耕地，也都负担服兵役的义务。丁壮人当战兵，有马的人当马军。器械各兵自备。

    军事组织以乡兵为主，按照居地远近，编为东南西北四个军，每军置一将，统带一千人或五百人。统带四个军的军官称军将。各地方人口有多有少，编成的军也多少不等，因之管军的府，有大府、中府、下府、小府四级的区别。又在险要之处设立六大节度使，分驻外围要害地方以统治六诏以外的诸部落。

    但是作为蒙山乌蛮部族联盟首领出身的南诏，在国家体制内又有大量残留大量早期氏族联盟所留下来的残余影响，因此，在南诏国内亦有不少臣附部族首领出身的世系领地大贵族，或是以军功广占田土部曲的望姓大臣世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比如那个在入侵安南过程中被斩杀的这个段酋迁，就是后世那个因为金庸小说而知名的大理段氏先祖，据说更早可以上溯到北朝武威段氏的南下分支去。也是数十年后的大理国开国皇帝段思平的祖父。而大厘城就是段氏家族的传统聚居地。

    而那个那个战败逃归的清平官杨缉思，虽然很快就收到严厉惩罚并且就此病死了。但是在身后同样也把清平官的位置继续传给了他的侄子，同样出自国内高门大姓之一杨氏新当主的杨登。可以说是某种南北朝以来门阀政治在西南的变体。

    南诏同样也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在平原河川间耕耘水田，种植稻谷，兼种豆、麻、黍、稷。水稻每年一熟，收获后栽种大麦，在冈陵上种植小麦，小麦与大麦同时收刈。除农田生产外，还栽植桑、柘、麻、竹、桃、李、橘、木棉、荔枝、槟榔、椰子等。“村邑人家，柘林多者数顷，耸千数丈。“又以此养蚕编织绫布。

    因此在日常生产活动上虽然可以达到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但是对于那些国内中上层已经相当开化的豪姓大族来说，却是需要大量输入外来的唐朝物产，才能维持与之匹配的日常生活水准和需求，乃至政权运作的基本需求。别的不说，光是笔墨纸砚书籍什么的，就不是南诏可以产出和提供的。

    然而与唐朝开战的长远影响和后溪代价之一，就是长时间断绝往来式的变相经济制裁，虽然固然并没有这个明显的概念，但是断绝输送往南诏地方的盐铁财货等物资流通，却是最基本的操作。因此，这也是历史上唐廷往复经略和交涉南诏的惯用手段之一。

    而在先王世隆入侵安南的尝试失败之后，继任南诏王隆舜为了向唐朝议和和求亲，又再度改国号为“大封民“，结果就是导致了其在国内威望的进一步下滑和激起更多的矛盾。于是他不得不更多仰仗朝中的杨、郑、王、赵等高门大姓，来调和与维持局面而交出更多的权利来。

    这么一番骚操作下来的结果，就是如今的南诏王隆舜已然在军国大政上，逐步受制于当朝的权臣郑买嗣等人。而这位清平官郑买嗣也不是等闲人物，他乃是天宝战争中被俘西泸县县令郑回的七世孙，自郑回开始就世代为南诏清平官（即宰相），也是南诏国屈指可数的高门大姓之一。

    按照周淮安的那点模糊网络记忆。如果这个时空也不出意外的话，这个郑买嗣会在数年后，联手另一位清平官杨登杀死南诏王隆舜，立以其子舜化贞为傀儡。然后再过数年，郑买嗣又发动兵变将权臣杨登和舜化贞及南诏王室其他800人灭尽，自立为帝，建立大长和政权。

    然后在历史上建立南诏而昙花一现的乌蛮势力，也会就此退出历史舞台躲入深山，就此成为大小凉山当中的黒彝祖先。继续在奴隶氏族刀耕火种的蛮荒蒙昧当中，一直迎来新中国的解放和改造运动。所以新时代那些关于大小凉山的奇葩新闻什么，其实也是有所古代历史渊源。

    但不管怎么说，经过了长途跋涉而抵达大厘城的马帮商队，在某种不能言述的刚性需求之下，受到了当地段氏家族为首的军民官吏热切欢迎。几乎所有带过去的唐地货物都被此辈按照地位高下的份额包揽一空，根本没有机会拿到街头上去贩售的机会。

    而且因为地处边陲消息严重滞后和延迟的干系，对方似乎直接把太平军派来的马队，当做了唐朝境内某一家藩镇势力的私家代表。而在某种直接利害关系的牵扯之下，也是大都知无不言的回答了许多旁敲侧击的疑问。

    甚至当地的理人官段宝隆还提出了，能否就此常驻当地以为长久联络往来的要求，哪怕他父亲段酋迁是死在安南之地的唐人手中；但是依旧对唐地的诗书礼乐表现出了足够的兴趣和推崇之意，甚至希望能够与荆湖等地士子获得交流的渠道。

    这就是习惯了处于当代文明上游的唐式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洗礼之后，也就很难在回到原来莽荒与蒙昧当中去过苦日子的基本道理。也是后世那些欧美国家在殖民浪潮衰退之后，依旧热衷于在落后国家和地区不遗余力输出价值观的基本动力所在，因为可以培养出相应的利益市场和潜在中上层带路党。

    而作为大厘城当地首望势力的段氏，虽然比不上杨氏、郑氏等世代当任清平官顶级高门，但也是地方上屈指一数的显望，自先祖段俭魏历任南诏的大军将和都督，可谓是枝繁叶茂的累世宦家。因此在对方盛情邀请之下，前往的商队数百人不得不在当地滞留了更多的时间，才得以送回第一批消息来。

    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一边在当地委托段氏等门第，大肆采买各种轻贵稀罕的特色土产货物；同时以调查可以后续经营的风土物产为由，顺势收集洱海流域的地方各种山川地理水文、各种资源产出的资料。

    由此也发现了当地某种掩盖不住的趋势，在权臣郑氏为首的大姓逐渐凌逼王权将其架空之下，段氏为代表这些地方豪姓大族也难免感受到了危机和压力，而开始囤积粮食和聚集丁壮，并且积极寻求对外交流谋利和获得外援的可能性。当然在了解到这里，周淮安却是想起关于段氏的另一段公案。

    大概在继郑氏灭亡南诏王室三十年后的天应二年(928年)，权臣杨干贞杀大长和皇帝郑隆亶，灭大长和，拥清平官赵善政为傀儡君主。次年杨干贞废赵善政称帝，改国号大义宁，年号兴圣。但杨干贞也只当了一年皇帝就被弟弟杨诏废黜，大明七年(937年)，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起兵反叛，杨诏自杀，大义宁灭亡。

    然后就开启了天龙寺出家和六脉神剑的传说。。。啊不，是大理段氏与权臣高氏家族相爱相杀的两百年间光景，直到被元朝征服者所亡国，然后又作为元朝忠诚的云南总管家族，继续抵抗明朝大军直到家族覆灭为止。所谓汉化程度很高而事大主义道极致的典范。

    而在此期间云南地方政权，可以说是始终在几个权臣大姓之间打转，而从来不再像蛮荒出身的南诏那样成为边境的疥藓之患。也许，周淮安觉得自己可以做点什么，比如通过某种运作把段氏提前推上历史舞台，而在数年后郑氏发起的南诏内乱当中变相的分一杯羹呢？

    如果能够有所成果的，不但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收益，还能够扶持出一个倾向性的代理人政权来；就算是失败了也不过是南诏变的更乱，而付出的也只是几支商队和些许物资的输送渠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