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自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以来，在中原王朝鼎盛时期都是华夏的领土，实力衰减期就会失去西域的控制权。西域指的是天山、昆仑山、阿尔泰山之间的广大地域，西接中亚，南指印度洋红海口，北连到北极圈，东面和华夏的甘肃、宁夏、归化、外蒙相接壤，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盆地、峡谷连接区域，可以四面威慑，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是华夏今后对西面奥斯曼、波斯的防御基石，前出开以进行战略进攻，回防可以稳固西面的安全形势，是不可不占领的战略要地，也是不能失去的资源宝地。
华夏如果今后在西域构建通往波斯湾和红海口根据地的战略通道的话，就可以把南亚一举包围封闭，对西面的战略优势就会凸显，当然现在华夏还没有这样的积累，人力物力都不足以支持这样的战略行动，现在只不过是一步步向着理想的战略安全布局在推进罢了。
曹文诏的蒙古族骑兵侦察队沿着当年张骞出西域的道路向西展开侦察行动，足迹踏遍了天山南北，大漠戈壁。
西域”一词，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西汉时期，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今甘肃敦煌西）以西，葱岭（帕米尔高原）以东，昆仑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即汉代西域都护府的辖地，新疆地区。广义的西域还包括葱岭以西的中亚细亚、西亚、印度、高加索、黑海沿岸等地，包括今阿富汗、伊朗、乌兹别克至地中海、沿岸，甚至达东欧、南欧。
西域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两个部分，百姓大都居住在塔里木盆地周围。西汉初年，有“三十六国”：南缘有楼兰（鄯善，在罗布泊附近）、若羌、且末、于阗（今和田）、莎车等，习称“南道诸国”；北缘有姑师（后分前、后车师，在今吐鲁番）、尉犁、焉耆、龟兹（今库车）、温宿、姑墨（今阿克苏）、疏勒（今喀什）等，习称“北道诸国”。此外，天山北麓有前、后蒲额和东西且弥等。它们面积不大，多数是沙漠绿洲，也有山谷或盆地。
汉初西域各部族人口不多，一般两三万人，最大的龟兹是八万人，小的只有一两千人。居民从事农业和畜牧业。除生产谷物以外，有的地方如且末又盛产葡萄等水果和最好的饲草苜蓿。畜牧业有驴、马、骆驼。此外，还有玉石、铜、铁等矿产，有的地方居民已懂得用铜铁铸造兵器。天山南北各国，虽然很小，但大都有城郭。各国国王以下设有官职和占人口比重很大的军队。前二世纪，张骞出使西域以前，匈奴贵族势力伸展到西域，在焉耆等国设有幢仆都尉，向各国征收繁重的赋税，“赋税诸国，取畜给焉”，对这些小国进行奴役和剥削。
西汉建国时，北方即面临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的威胁。这个民族，最初以“獯鬻”、“猃狁”、“俨狁”、“荤粥”、“恭奴”等名称见于典籍，后统称为“匈奴”，春秋战国以后，匈奴跨进了阶级社会的门槛，各部分别形成奴隶制小国，其国王称“单于”。楚汉战争时期，冒顿单于趁机扩张势力，相继征服周围的部落，灭东胡、破月氏，控制了中国东北部、北部和西部广大地区，建立起统一的奴隶主政权和强大的军事机器。匈奴奴隶主贵族经常率领强悍的骑兵，侵占汉朝的领土，骚扰和掠夺中原居民。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冬，冒顿单于率骑兵围攻晋阳（今山西太原）。刘邦亲领三十二万大军迎战，企图一举击溃匈奴主力。结果，刘邦反被冒顿围困于白登（今山西大同东），七日不得食，只得采用陈平的“奇计”，暗中遣人纳贿于冒顿的阏氏夫人，始得解围。从此，刘邦再不敢用兵于北方。后来的惠帝、吕后，和文景二帝，考虑到物力、财力的不足，对匈奴也都只好采取“和亲”、馈赠及消极防御的政策。但匈奴贵族，仍寇边不已。文帝时代，匈奴骑兵甚至深入甘泉，进逼长安，严重威胁着西汉王朝的安全。
天山南麓，因北阻天山，南障昆仑，气候特别干燥，仅少数水草地宜于种植，缺少牧场，汉初形成三十六国，多以农业为生，兼营牧畜，有城廓庐舍，故称“城廓诸国”。从其地理分布来看，由甘肃出玉门、阳关南行，傍昆仑山北麓向西，经且未（今且未县）、于阗（今于田县），至莎车（今莎车县），为南道诸国。出玉门、阳关后北行，由姑师（今吐鲁番）沿天山南麓向西，经焉耆（今焉耆县）、轮台（今轮台县）、龟兹(今库车县)，至疏勒，为北道诸国。南北道之间，横亘着一望无际的塔里木沙漠。这些国家包括氐、羌、突厥、匈奴、塞人等各种民族，人口总计约三十余万。张骞通西域前，天山南路诸国也已被匈奴所征服，并设“僮仆都尉”，常驻焉耆，往来诸国征收粮食、羊马。南路诸国实际已成匈奴侵略势力的一个重要补给线；三十多万各族人民遭受着匈奴贵族的压迫和剥削。
葱岭以西，当时有大宛、乌孙、大月氏、康居、大夏诸国。由于距匈奴较远，尚未直接沦为匈奴的属国。但在张骞出使之前，东方的汉朝和西方的罗马对它们都还没有什么影响。故匈奴成了唯 一有影响的强大力量，它们或多或少也间接地受制于匈奴。
从整个形势来看，联合大月氏，沟
通西域，在葱岭东西打破匈奴的控制局面，建立起汉朝的威信和影响，确实是孤立和削弱匈奴，配合军事行动，最后彻底战胜匈奴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步骤。
汉武帝即位不久，从来降的匈奴人口中得知，在敦煌、祁连一带曾住着一个游牧民族大月氏，中国古书上称“禺氏”。秦汉之际，大月氏的势力强大起来，攻占邻国乌孙的土地，同匈奴发生冲突。汉初，多次为匈奴冒顿单于所败，国势日衰。至老上单于时，被匈奴彻底征服。老上单于杀掉月氏国王，还把他的头颅割下来拿去做成酒器。月氏人经过这次国难以后，被迫西迁。在现今新疆西北伊犁一带，赶走原来的“塞人”，重新建立了国家。但他们不忘故土，时刻准备对匈奴复仇，并很想有人相助，共击匈奴。汉武帝根据这一情况，遂决定联合大月氏，共同夹击匈奴。于是下令选拔人才，出使西域。天山北路，是天然的优良的牧场，当时已为匈奴所有，属匈奴右部，归右贤王和右将军管辖。
汉朝日趋强盛后，计划积极地消除匈奴贵族对北方的威胁。武帝听到有关大月氏的传言，就想与大月氏建立联合关系，又考虑西行的必经道路——河西走廊还处在匈奴的控制之下，于是公开征募能担当出使重任的人才。
当汉武帝下达诏令后，满怀抱负的年轻的张骞，挺身应募，毅然挑起国家和民族的重任，勇敢地走上了征途。
张骞，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县）人，生年及早期经历不详。汉武帝刘彻即位时，张骞已在朝廷担任名为“郎”的侍从官。据史书记载，他“为人强力，宽大信人”。即具有坚韧不拔、心胸开阔，并能以信义待人的优良品质。建元三年，即前138年，张骞“以郎应募，使月氏”。“郎”，是皇帝的侍从官，没有固定职务，又随时可能被选授重任。
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张骞奉命率领一百多人，从陇西（今甘肃临洮）出发。一个归顺的“胡人”、堂邑氏的家奴堂邑父，自愿充当张骞的向导和翻译。他们西行进入河西走廊。这一地区自月氏人西迁后，已完全为匈奴人所控制。正当张骞一行匆匆穿过河西走廊时，不幸碰上匈奴的骑兵队，全部被抓获。匈奴的右部诸王将立即把张骞等人押送到匈奴王庭（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附近），见当时的军臣单于（老上单于之子）。军臣单于得知张骞欲出使月氏后，对张骞说：“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这就是说，站在匈奴人的立场，无论如何也不容许汉使通过匈奴人地区，去出使月氏。就像汉朝不会让匈奴使者穿过汉区，到南方的越国去一样。张骞一行被扣留和软禁起来。
匈奴单于为软化、拉拢张骞，打消其出使月氏的念头，进行了种种威逼利诱，还给张骞娶了匈奴的女子为妻，生了孩子。但均未达到目的。他“不辱君命”、“持汉节不失”，始终没有忘记汉武帝所交给自己的神圣使命，没有动摇为汉朝通使月氏的意志和决心。张骞等人在匈奴一直留居了十年之久。也没有动摇他一定要完成任务的决心。他住在匈奴的西境，等候机会。
至元光六年（前129年），敌人的监视渐渐有所松弛。一天，张骞趁匈奴人的不备，果断地离开妻儿，带领其随从，逃出了匈奴王庭。
这种逃亡是十分危险和艰难的。在匈奴的十年留居，使张骞等人详细了解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并学会了匈奴人的语言，他们穿上胡服，很难被匈奴人查获。因而他们较顺利地穿过了匈奴人的控制区。
但在留居匈奴期间，西域的形势已发生了变化。月氏的敌国乌孙，在匈奴支持和唆使下，西攻月氏。月氏人被迫又从伊犁河流域，继续西迁，进入咸海附近的妫水地区，征服大夏，在新的土地上另建家园。张骞大概了解到这一情况。他们经车师后没有向西北伊犁河流域进发，而是折向西南，进入焉耆，再溯塔里木河西行，过库车、疏勒等地，翻越葱岭，直达大宛（费尔干纳盆地）。路上经过了一次极为艰苦的行军，大戈壁滩上，飞沙走石，热浪滚滚；葱岭高如屋脊，冰雪皑皑，寒风刺骨。沿途人烟稀少，水源奇缺。加之匆匆出逃，物资准备又不足。张骞一行，风餐露宿，备尝艰辛。干粮吃尽了，就靠善射的堂邑父射杀禽兽聊以充饥。不少随从或因饥渴倒毙途中。
张骞到大宛后，向大宛国王说明了自己出使月氏的使命和沿途种种遭遇，希望大宛能派人相送，并表示今后如能返回汉朝，一定奏明汉皇，送他很多财物，重重酬谢。大宛王本来早就风闻东方汉朝的富庶，很想与汉朝通使往来，但苦于匈奴的中梗阻碍，未能实现。汉使的意外到来，使他非常高兴。张骞的一席话，更使他动心。于是满口答应了张骞的要求，热情款待后，派了向导和译员，将张骞等人送到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
由大宛介绍，又通过康居（今哈萨克共和国东南），到了大夏。大夏在今阿姆河流域。又遣人将他们送至大月氏。
大月氏在伊犁河畔受到乌孙的攻击，又一次向西迁徙。乌孙，63万人，也是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