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经历与登基背景
幼年时期的赵煦，原名赵佣，降生于熙宁十年（1077年）新年之际的正月初四，他是宋神宗赵顼膝下第六子，母系出自尊贵的钦成皇后朱氏。身为皇家血脉，赵煦自小便沐浴在严谨的宫廷教育环境中，接受着涵盖儒家经典、治国方略、礼仪风范等全方位的熏陶。这种教育赋予他超越同龄人的见识与修养，赵煦展现出过人的聪颖与沉稳性格，这不仅赢得了长辈们的赞赏，也为他日后的帝王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年幼的岁月里，赵煦的封爵之路见证了其在皇族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初封均国公，这个封爵象征着他作为皇室子弟的身份与相应权益，体现了朝廷对其作为皇族成员的初步认可。随着年龄的增长与表现的出众，赵煦进一步被晋封为延安郡王，这是一个更具分量的爵位，不仅意味着更高的地位，还伴随着更重的责任。延安地处西北边陲，郡王之封预示着赵煦有可能在未来承担镇守边疆、扞卫国土的重任，足见朝廷对他的器重与期待。
然而，命运的转折突如其来。元丰八年（1085年），正值壮年的宋神宗骤然离世，帝国的权杖突然悬空。在这关键时刻，年仅九岁的赵煦在祖母太皇太后高氏的全力支持下，于同年二月被册立为太子，三月即顺利登基，成为宋朝第七位皇帝。高氏，即高滔滔，是宋神宗的母亲，一位深具政治智慧与影响力的女性。她的决断力与对赵煦的信任，确保了皇位的平稳过渡，避免了可能因皇位空缺引发的政治动荡。
赵煦登基之时，虽年少稚嫩，却不得不面对父亲离世后留下的复杂政局。一方面，国家内部需要尽快稳定，抚慰人心，延续既有政策，确保国计民生不受影响；另一方面，外部边疆局势多变，尤其是北方的西夏与辽国始终对宋构成威胁，如何维系边境安宁、保障国家安全成为紧迫议题。年轻的赵煦在太皇太后的辅佐下，以超越年龄的冷静与坚韧，毅然肩负起国家重任。
即位次年，赵煦改年号为元佑，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它标志着一个全新的政治时代的开启。元佑年号蕴含着对国家未来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的美好愿景，同时也传递出赵煦作为新君主，将以全新的视角和策略来应对内外挑战的决心。尽管此时的实际权力仍掌握在太皇太后手中，但赵煦的登基与年号更替，无疑为风雨飘摇的宋朝注入了新的希望与活力，也为他后续亲政后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埋下了伏笔。
二、太皇太后摄政与“元佑更化”
赵煦登基之时，年仅九岁，尚处于童稚之年，显然无法独立处理繁杂的国家政务。在这种情况下，太皇太后高氏，以其深厚的政治经验和崇高的家族地位，临朝听政，实质上执掌了朝政大权。高氏，又称高滔滔，不仅是赵煦的祖母，更是宋英宗皇后，其政治立场鲜明，倾向于保守稳健，对于宋神宗时期推行的新法持有深刻的疑虑与反对态度。
高氏上台后，迅速展开了一场旨在恢复旧法的政治运动。她倚重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大臣，这些人曾在熙宁年间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声名鹊起，如今在高氏的支持下重返政坛，成为新政的核心力量。司马光等人以其深厚的儒学修养和对传统治国理念的坚守，积极推动一系列政策调整，力图扭转熙宁变法带来的深刻社会变革。这一系列政策转向，史称“元佑更化”。
在“元佑更化”期间，高氏主导的朝廷对熙宁新法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与回调。诸如青苗法、免役法、保甲法、市易法等新法措施，因其触及土地、赋税、徭役、商业等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且在实施过程中引发了诸多争议与矛盾，成为被重点废止或大幅修改的对象。这些新法曾试图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宋朝面临的财政危机、土地兼并、冗官冗费等问题，但在保守派看来，它们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加剧了社会矛盾，有悖于儒家倡导的治国之道。因此，司马光等大臣主张回归传统的农本思想，强调道德教化与秩序重建，力求恢复变法前相对稳定的国家治理模式。
高氏与司马光等人的努力，使得宋朝政坛在短期内呈现显着的保守转向。政府行政体系中，主张变法的官员遭到清洗或贬谪，他们的政策理念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对旧有制度和官僚体系的重新肯定。财政政策上，政府放弃了新法中的一些市场化和财政集权措施，转而依赖传统的农业税收与常平仓制度来维持财政平衡。在社会管理方面，恢复了原有的差役制度，减少了对民间经济活动的干预，力求恢复地方社会的自治与和谐。
然而，“元佑更化”并非全然无争议。一方面，它确实缓解了因新法激进推行而导致的社会紧张关系，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稳定了统治基础。另一方面，保守派对新法的彻底否定也被批评为过于激进，未能妥善吸取新法中合理的改革元素，可能导致国家在面对深层次问题时缺乏有效应对。此外，高氏的垂帘听政虽然在当时得到了广泛支持，但也引发了关于君权与后权界限的讨论，对宋代乃至后世的皇权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赵煦亲政与“绍圣新政”
元佑八年（1093年），随着太皇太后高氏的逝世，赵煦结束了长达八年的垂帘听政时期，正式步入亲政舞台。这位已年满十八岁的年轻君主，展现出强烈的自主意志与政治抱负，他决定通过改元“绍圣”，向天下宣告自己将彻底摆脱高氏保守路线的影响，致力于继承并发扬其父宋神宗的改革理念。
赵煦亲政伊始，即以雷霆之势展开了一系列人事与政策调整。他果断罢免了以范纯仁、吕大防为代表的旧党宰相，这些人曾是“元佑更化”中的核心人物，主张恢复旧制，反对熙宁新法。此举意味着赵煦决意彻底扭转高氏时代的政治风向，重新启用支持新法的官员。章惇、曾布等新党成员受到重用，他们曾在元丰年间积极参与并推动新法实施，如今再度回到权力中心，预示着新法将在赵煦统治下得以复活。
新党重新掌权后，迅速着手恢复并完善那些在“元佑更化”中被废止或削弱的新法措施。其中，免役法、青苗法、市易法等具有深远影响的新法被逐步恢复并强化执行。免役法旨在通过货币化手段替代传统的劳役制度，减轻农民负担，同时增加国家财政收入；青苗法则是为了平抑粮价波动，保障农业生产，同时通过贷款方式增加政府财源；市易法则通过政府参与市场交易，调控物价，打击投机商贾，保护中小商人利益。这些新法的再兴，标志着赵煦政府决心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宋朝长期存在的财政困局、社会矛盾以及经济结构失衡等问题，力图实现国势的重振与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赵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配套措施，如整顿吏治，严惩贪腐，以确保新法的有效实施；同时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强化中央集权，以克服地方官员阳奉阴违、阻挠新法落地的现象。此外，赵煦还注重舆论引导，鼓励和支持新法的理论论证与宣传，以争取更多社会阶层的理解与支持。
四、军事成就：平夏城之战与河湟之役
在军事领域，宋哲宗赵煦展现出了与其政治改革同等的决心与魄力。他摒弃了元佑年间消极防御、以土地换和平的保守战略，转而采取积极主动的军事政策，以应对北方强敌西夏的持续侵扰。赵煦深知西北边防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他一方面选拔能臣干将，一方面亲自指挥策划，先后发动了两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平夏城之战。
在这两次战役中，赵煦展现了卓越的战略眼光与指挥艺术。他精心部署兵力，灵活运用战术，充分利用地形优势，指挥宋军将士英勇奋战，成功挫败了西夏的侵犯。这两场胜利不仅打破了西夏长期以来对宋朝西北边境的军事压力，迫使西夏王庭低头臣服，更重要的是，它极大地提振了宋军士气，巩固了宋朝在西北地区的军事存在，提升了宋朝在国际间的威望。平夏城之战的胜利，标志着宋朝在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军事较量中取得重大突破，为后续边疆治理与民族关系的调整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赵煦并未满足于对西夏的军事胜利，他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边疆地带。他重启了河湟之役，目标直指被吐蕃占据的河湟地区。河湟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是连接中原与西域的重要通道，战略位置极为关键。赵煦深知收复河湟对于加强丝绸之路控制、促进商贸发展以及维护边疆稳定的重大意义，因此，他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组织精兵强将，对吐蕃展开了坚决的军事行动。
经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宋军最终成功收复了青唐地区，将河湟之地重新纳入宋朝版图。这一胜利不仅扩大了宋朝的疆域，增强了国家的领土完整，更为重要的是，它使得宋朝得以加强对丝绸之路沿线的控制，为东西方贸易往来提供了安全保障，促进了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民族融合。此外，收复河湟也有助于强化宋朝在周边民族中的威信，对维护边疆地区的长期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五、个人健康与早逝遗憾
尽管赵煦在政治与军事领域展现出卓越的才能与魄力，但他的个人健康状况却一直是其统治生涯中的一大隐忧。自幼年起，赵煦的身体素质就相对较弱，这一状况在其亲政后并未得到显着改善。在繁忙的政务与频繁的军事行动中，赵煦的身体负荷不断加重，健康状况日益堪忧。特别是在位末期，他的子女接连遭遇不幸，相继早夭，这对赵煦的精神造成了沉重打击。痛失骨肉之痛，加之长期积劳成疾，使得赵煦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
元符三年（1100年），年仅二十五岁的赵煦在东京福宁殿因病去世，结束了他短暂却颇具影响力的十五年帝王生涯。赵煦的英年早逝，不仅对于他个人而言是一场悲剧，更是对整个宋朝的巨大损失。他在位期间，无论是政治改革的深入推动，还是军事边疆的积极拓展，都显示出他作为一个有远见卓识、勇于革新的君主形象。然而，正当赵煦的各项改革措施初见成效，国家渐入佳境之时，他的突然离世，使得许多未竟之业戛然而止，众多改革措施失去了强有力的推动者，宋朝的发展轨迹也因此发生了改变。
赵煦去世后，朝廷赐予其累谥为“宪元继道显德定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庙号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