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篇】冈村宁次：慰安妇制度的创造者

在参与侵华的日寇将领中，若论谁对中国伤害最大应该没有定论，而若论谁对中国的伤害时间最长，应该非冈村宁次莫属。此人不仅在全面抗战爆发开始，至抗战胜利结束一直在华担任指挥官，在这之前他就已经多次染指侵华事件，在这之后直到解放战争末期，他还长期担任国民政府的军事顾问。

1945年9月9日，当他代表侵华日寇在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递交战败投降书时，据说他看着自己刚刚签过的投降书沉默良久。此时他心中应该不会有一丝悔过，只有满腔的怨恨。同样是战败的德国，大多数在战争期间犯下罪行的将领都表露过悔意，或者担心过以后会遭到清算，但日寇的这些军人很少会有这样的想法。在冈村宁次身上的一件事情似乎可以解释这种现象，那就是他对自己在军队中首创“慰安妇”制度一直相当得意。

管中窥豹。

1884年5月15日，冈村宁次出生在东京坂町街区。之所以提到坂町街区，是因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就设在这里。按照冈村宁次的话讲，他是从小听着士官学校的军号声长大的，所以很早就梦想能够进入这所学校。

冈村宁次的父亲叫冈村宁永（是的我没有写错，不是兄弟而是父亲）是一个没落的武士。由于第一个孩子夭折，冈村宁永夫妇给新出生的孩子带上一个“宁”字，寓意“平安”的意思。

得益于明治维新时期的繁荣，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冈村宁次在少年时期接受了系统的教育。1890年入小学，1897年入东京专门学校附属中学部，不久转入陆军幼年学校。1903年，他考入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与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是同窗。1904年毕业后被授予少尉军衔，从此踏入军界。

此时正值日俄战争时期，冈村宁次被编入陆军第13师团，任小队长。1907年，他晋升为中尉，返回陆军士官学校担任中国留学生区队的区队长。在担任教官的3年中，阎锡山、孙传芳、程潜等日后叱咤一时的中国地方军阀都是他的学生，这为他日后在中国的活动提供了便利。

1910年，冈村宁次考入陆军大学，这所大学是日本军事教育体系的最高院校，专门为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而且经过实践锻炼被认为有发展前途的军官开设。1913年，冈村宁次在陆大毕业。至此，他完成了日后步入高级将领所必备的学业。

1914年，在部队担任半年的中队长后，冈村宁次被调到参谋本部工作。次年2月他被派到中国，在日本第一代间谍青木宣纯手下从事联络和文案工作。1919年返回日本，在军务局军事课负责中国问题。

上述履历和众多日寇将领都很相似，大体一致的受教育经历，毕业后在不同部门熟悉业务、锻炼自身的能力，意图日后能够大展拳脚、独当一面。

1921年，冈村宁次前往欧洲，他被任命为驻欧洲的巡回武官。在那里他遇到了儿时的好友，陆军士官学校时期的同学小畑敏四郎和永田铁山。三人同龄，小时候爱在一起打架。他们之中本来最有前途的是永田铁山，他日后成为日本陆军统制派的核心人物，不过他在1935年被皇道派成员斩杀。

三人在欧洲相遇非常高兴，时常会聚在一起探讨大事。在他们的身边还时常有一个与三人同龄，却晚一年入陆军士官学校的小弟，此人就是东条英机。

1921年10月的一天，四人在德国巴登巴登的一所疗养院秘密聚会，东条英机负责在外面把风，三人则钻进一个蒸汽浴室里，商量如何解决“国内腐败的问题”。和宏伟志向相比，几个人的才能实在有限，讨论了半天也没有拿出什么像样的想法。

最后三个人提出了两条主张，一条是从长州藩掌控的陆军体系中打开一个缺口，瓦解陆军当时的僵硬人事管理体系；另一条是效仿法国，恢复国力。此外他们还决定成立一个组织，吸纳目前在国外任职、却不属于长州藩势力的少壮派军官。

不久之后，他们陆续又发展了7个人，分别是：驻德国柏林武官梅津美治郎；驻瑞士伯尔尼武官山下奉文；驻丹麦哥本哈根武官中村孝太郎；驻法国巴黎武官中岛今朝吾；驻德国科隆武官下村定；驻哈尔滨武官松井石根及驻北京武官矶谷廉介。上述11人组成“巴登巴登集团”，是日后“日本军部”的起源，也是日本法西斯的起点。

冈村宁次在晚年曾回忆这段经历，他说“巴登巴登集团”在一开始并没有考虑日后对外扩张的问题，只是想解决日本国内特别是军队里的问题。至于日后形成的“少壮派军阀”或者是“统制派”势力都是以后逐渐演变出来的。但他也承认，几个人最初敢于向军队实际掌控者－长州藩势力发难，是得到天皇的授意的。

几人回国后，又成立了“一夕会”，由冈村宁次担任首领，吸纳陆军大学第15期至25期毕业的军官加入。一夕会的主张是“陆军人事安排要以陆军大学出身者为主”。由此可见，几个人痛恨的根本不是所谓的“国内腐败问题”，而是痛恨长州藩把守人

事安排，限制了自己的升迁之路。由于天皇同样痛恨长州藩的跋扈，所以永田铁山和冈村宁次等人逐渐形成了一股新的势力。

1923年3月，冈村宁次调往参谋本部任职。在他担任副班长的参谋本部第2部第6课中国班中，汇集了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岩松义雄等人，日后无一不是嗜血的恶魔。

1923年9月，他再次来到中国，在上海担任武官。此后的4年，他一直在中国活动，参与情报方面的工作。在日寇将领中，有着类似经历的人很多，尤其是被天皇赏识的少壮派军官，他们大多不会长期沉浸在部队里专心研究军事，而是涉猎更广泛的领域。这也是作为二战主要发起国，虽然长期重视军事，却没有涌现出真正的战将（海军的情况稍好）。他们往往沉迷于军事冒险和军事阴谋，却对战术和战略缺乏有深度的认识。如果日后他们遇到对手不是仍处于“农业文明”的中国，而是工业化程度旗鼓相当的国家，也许在战争之初就会遭遇惨败。

1927年，冈村宁次返回自己服役的老部队，担任第13师团第6联队联队长。由于很久没有带兵，他担任联队长的职务并不轻松，下属对于这个空降的长官也颇有些不满。为了笼络部下，他时常会组织聚会，并亲自到下属家中拜访，这才逐渐拉近了与部下的关系。

1932年2月，“一二八抗战”期间，他调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日寇在作战和日后驻扎期间犯下大量强暴事件，引起国际公愤。为此，他首次提出“慰安妇”制度，此后日寇开始招募军妓。在对待这项兽性十足的制度上，冈村宁次还沾沾自喜地说：“我是这套制度的创始人。”

1932年6月，九一八事变爆发半年多后，他升任关东军副参谋长，组织发起热河战役。1933年5月，他代表关东军和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在这份协议中，“确认长城一线为日寇占领线”等于迫使国民政府承认东北和热河被日寇占领的事实；“冀东和北平所属20多个县为非武装区”为日后日寇发动卢沟桥事变埋下了种子。

冈村宁次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视《塘沽协定》为自己一生的“杰作”，自诩是“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我长期作战中最重要的境界点”。

他在担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期间，除了以东北为依托，逐渐蚕食华北地区外，还大力扶持石井四郎从事的“细菌实验所”，即日后的731部队。他曾说：“关于创建石井机关这项极密事项中，在陆军省只有大臣、次官、军务局长、军事课长和医务局长知道，在关东军中只有小矶国昭和我知道，而我负责直接与石井秘密会面，并与总部联络。所以我清楚该机关的所有情况。”

1936年2月，日本国内爆发“二二六事件”，冈村宁次所在的统制派虽然是受害者，却从中获益。不久之后，他升任第2师团师团长。次年4月，他率部前往中国东北，负责在松花江地区“围剿”抗联武装。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第2师团第16联队隶属于关东军蒙疆兵团，进入山西、察哈尔境内作战，冈村宁次本人则没有率部进入关内。1938年6月，他接到关东军司令部转来的东京急电，任命他为刚刚组建的第11军司令。

日寇的第11军是为发起武汉会战而组建的部队，在当时的中国战场，战线虽然从北至南绵延数千公里，可大部分地域并没有大规模战斗发生，双方交战的重点地区就是武汉。日寇大本营夺取武汉的目的是将中国战场的国民政府军队南北分割，迫使国民政府放弃抵抗。冈村宁次此时晋升第11军司令，其实并非其具备高超的指挥能力，更多的是天皇对他的偏爱。

在得到任命后，他立即赶回国内，向参谋本部报到。随即受到天皇的接见，并获赐皇后亲手缝制的围巾和神酒等物。7月中旬，冈村宁次抵达上海，指挥已经开始了的武汉会战。参加武汉会战的日寇包括第11军的5个师团和第2军的4个师团，此外华中派遣军还保留了2个师团作为预备队，投入会战的总兵力为25万余人。

国民政府参加武汉会战的部队包括第5战区和第9战区的部队，累计投入的兵力约75万人。虽然国军兵力是日寇的三倍，但考虑到双方武器装备的差距，国军处于绝对劣势。

此次会战，日寇的作战计划是兵分三路西进，北翼的第2军所属第3、第10、第13和第16师团从合肥地区出发，经大别山北麓西进，在夺取信阳后南下进攻武汉汉口；冈村宁次指挥的第11军则经长江南北两岸西进，其中沿北岸进攻的是第6师团，沿南岸进攻的是第11军主力，包括第9、第27、第101师团、第106师团和波田支队（旅团级）。

按照战前制定的计划，日寇第11军主力在夺取九江以东各长江要塞据点后，应迅速夺取九江，打开西进武汉的大门。随后，第11军各部队将实施扇形攻击，第6师团在长江北岸西进，会同第2军夺取汉口；第9师团和波田支队继续沿长江南岸西进，夺取武昌、汉阳；第27师团则向西南推进，负责夺取岳阳，切断粤汉铁路线；第101和第106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