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六年二月四日，苏州吴县龚家庄园当中，龚旭、潘识、王玮、张若海四人齐聚。

这次除了四大家族以外，又增加了十多家的家主。

他们都是苏州本地的大家族，拥有的田亩土地几乎每家都超过三万亩以上。

封建社会的乡贤就是地主，他们掌握着主要财富。

区别于资本主义的财富，地主阶级的财富概念就是土地以及当官，所以他们讲究耕读传家。

种地赚钱，有钱读书，读书当官，做官贪钱，贪钱买地，买地种粮。

如此形成了一个无尽的循环，从而掌握的土地越多，拥有的社会财富以及“钱”就越多。

后世“钱”是一个一般等价物，是一个交换品。但在古代社会，钱不仅是交换品，它本身也是一种商品。

因为钱是贵金属的一种，存在它的价值。而封建社会的官僚主义与资本核心玩的其实就是土地，贵金属与土地越多，钱就越多。

因此本质上来说，封建时期的最大资本家，就是这些地主阶级。

但他们的存在又跟资本家不同。

资本虽然蕴育罪恶，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可也会推动社会进步，很多新兴技术与产业革命就是由资本家推动和发明。

比如爱迪生就是個彻头彻尾的资本家，但这并不妨碍他的发明影响和改变了整个世界。

由此资本家的存在会提高生产力，扩大蛋糕，哪怕大部分蛋糕都被资本家吃了，可总归还是能留点汤水给下面人喝。

而地主阶级就不一样，土地就这么多，蛋糕就这么点大。一旦土地都被地主阶级兼并，那么没有土地的贫民就成为了造反起义的主力军，造成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所以归根到底，资本家可恶归可恶，却能让社会进步。地主就只剩下可恶，哪怕是良心地主，却也在这个过程当中间接造成了土地兼并，害苦了贫民。

毕竟对于失去土地的贫民来说，不是他们不努力耕作，而是天灾人祸，一场大旱，一场洪水，或者官府和地主勾结，都能让他们一贫如洗。

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就在于此。

赵骏要想改变大宋，就势必要摧毁地主阶级，即便不能像后世那样把它完全消灭，也必须要让它元气大伤，无法再撼动国家根基。

因此从庆历五年初开始，就已经在推动政策，从显性和隐性几个方面，不断打压地主，损害他们的利益。

此刻屋内龚旭、潘识、王玮、张若海四大家族齐聚，其余苏州十多家地主也在。

屋里飘逸着一股淡淡的茶香，却也满是沉默。

过了许久张若海才忽然开口道：“去年一年的时间，我田庄的佃户就走了小半，全被官府征走修河去了。”

他这话一出来就仿佛打开了话匣子，其余人也纷纷诉苦道。

“你这才小半，我田庄原来有六百多户，现在只剩下不到三百户了，这还是我降了地租才留下来。”

“谁家不是呢？咱们哪家不是有田数百顷，浮客上千人？现在还能剩下多少？”

“再这样下去，咱们的田都快变成荒田，地都变成荒地了。”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

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极为无奈的表情。

宋代对于佃户的保护还是比较到位的，除了一些比较偏远的地区，如四川、贵州、广西、福建一些深山老林以外。

这些地方像以夔州路为中心的川峡诸路，人口稀少，生产落后，不少地方还实行着刀耕火种。

造成客户在总户数中所占比例很高，豪族大姓役使“旁户”“地客”往往多达几百户以至几千户。

此些“旁户”“地客”不但要交纳实物地租，而且要提供力役。他们“相承数世”，被“视以奴仆”。

南宋时夔州路的地主不但役使佃客本人，还役使其家属，甚至干涉其妻女的婚嫁，使得这些佃客实际上处于农奴地位。

但江浙地区就不同了，作为宋代的农业和经济中心，江浙地区一直被朝廷牢牢控制，官府的掌控力度更大，法律方面自然也更健全和完善。

这里的佃户并不依附于地主，不是地主的附属品，佃户与地主之间的关系仅仅是简单的租赁关系。

除此以外，统治阶级也承认佃户的法律地位，在法律上，地主并没有比佃户拥有多少特权，地主不允许也不可能会干预佃户自身的行为。

所以在朝廷显性和隐性两方面打击下，江浙地区的地主损失非常大。

显性方面不用多说，摊丁入亩之下，他们要承担的税务比普通农民要高得多。隐性方面则是朝廷把他们的佃户都搞走了，让他们无人耕作土地。

在这样的情况下，江浙地区的地主可谓是苦不堪言，现在非常难受。

“朝廷这是要把我们逼死才高兴啊。”

龚旭叹息一句说道。

“龚兄，得想个办法啊，这么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

众人一脸无奈。

他们不是没想过辙，曾经去转运使衙门口抗议。

也去找过相熟的官员以及利益相关者。

甚至还想策划大规模骚乱。

但抗议的时候人家转运使杜杞刚开始还算客气，后来直接不管不顾。

找相熟的官员，乃至朝廷里说得上话的。

早朝上几个官员正义正言辞地提出摊丁入亩的危害，第二天就因为右脚先迈入垂拱殿就被赵祯下令革职查办。

然后政制院光速通过诏书，中书省一点要驳回的意思都没有，稀里糊涂就这样给丢官了。

后来自然也就没有人再帮他们说话。

最后就是策划骚乱。

结果恰好遇到赵骏正扫黑除恶呢，苏州城、杭州城的本地黑恶势力抓的抓，杀的杀。

连他们几个好友都被拉走砍了，名下的财产土地全都没收。

毕竟对于古代地主来说，想不涉黑肯定是不现实，手底下自然会豢养打手，甚至有几个亡命徒也不是不可能。

他们这边刚还在组织人手，策划骚乱的空档，那边就四处抓人，搞得鸡飞狗跳。

看到原本称兄道弟的一些地主被冠以黑恶势力头目拉赴刑场，一刀砍头，原本准备策划的骚乱自然也就偃旗息鼓。

在这个节骨眼上搞事，那不纯粹送人头？

他们是想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还没有蠢到直接把自己全家送到断头台上。

“唉，能想什么办法，该想的都想了。”

龚旭无可奈何地道：“我现在连隐瞒租子，少纳点税都不敢，乡里的税丁都盯着呢。”

“没有打点一二吗？”

“以前还算好，打点一下他们的头目就行，下面的那些税吏在我面前什么都不算。可现在？打点他们头目，他们眨眼间就能举报到县衙乃至州衙去。”

“是啊，如今就不是一家在盯着我们，要想打点的话，县衙、县税局、皇城司、御史台乃至州府，一番打点下来，还不如纳税呢。”

众人都耷拉着脑袋叹息着。

以前他们纳税就只归县衙管，所以上只要和县衙的几个官员打好交情，县令、主簿、县尉，下面就打发点钱给那些负责收税的吏员就行，成本并不大。

现在呢？

税务虽然已经从县衙里拨出去，如今归地税局和国税局管，但纳税也是县衙的一项政绩，如果有偷税漏税行为，县衙也会盯着。

同时皇城司和御史台还监视着地方的诸多部门，一旦任何一个税务部门成员发现上司帮人隐瞒税收，告到皇城司和御史台去，那是一告一个准。

归根到底，现在地方吏员是有工资的，地方财政收入很大程度影响他们的工资收入。并且像这种检举揭发有功，记录在案的话，是允许被推荐成为吏举人的。

成为吏举人虽然也没什么特权，但这就像读书人乡试中举成为举人一样，有资格参加吏考，一旦考过了吏考，就相当于进士出身，正式成为官员。

因此天下吏员那是做梦都想被推荐成为吏举人，不仅工作努力上进，发现身边有贪腐也会马上检举揭发，很大程度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算想行贿都难。

“诸位。”

潘识忽然对众人说道：“现在朝廷只给我们两条路，一条是把土地卖给官府，我们自己当个富家翁，但坐吃山空，没有田土，已经哪还有进项？”

“倒是还可以去做生意，我有个同年，曾一起参加甲戌科科举，虽然都没有中，但交情还是颇深。”

有人说道：“他几次不第之后，安心在家中经营商业，如今在扬州已经有十多家铺子，身家数十万贯，过得不比我们差。”

“呵呵。”

王玮冷笑道：“商贾终究是贱业，何况经商有多险诸位也知道，稍有不慎，就是倾家荡产。”

“可朝廷现在还是在推广商业，扶持工商，颇有不少优惠朝政。”

“那又如何？大家想想，咱们手中有田土，只要有人耕作，就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又何必去操持贱业呢？”

“这倒也是。”

“的确如此，换了我，我也不想冒着风险去经商。”

“刘兄若是想去经商，尽管去便是，反正我是不会去的，你们说呢？”

“不错，当商人朝不保夕，哪有像咱们这样自在？”

“额那当我没说。”

那个提出可以去经商的地主被群起而攻，自是哑口无言。

归根到底，大宋虽然取缔了贱籍和奴籍，但阶级还在，士农工商，商人地位最低。

特别是自古以来都重农抑商，他们地主阶级主要从事农业，自然歧视商业。

何况正所谓钱难挣，屎难吃。

经商要冒风险很大，遇到行情不好，赔得倾家荡产也是时有的事情。

而他们这些地主就不一样，虽然也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