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景佑四年八月，这场耗时接近半年的贪腐大案，总算是落下帷幕。

八月底，涉案的官员、商人，被杀了八十多人，有五百多人被判流放，还有一千多罪责较轻的相关人员被问责，处以其它如坐牢、笞打、杖臀、罢职等刑罚。

同年九月，大理寺、御史台以及审刑院把当时涉案，事后调到外地的其余犯官，包括原淮南路转运使、发运使、判官等等一众官员捉拿归案。

按照以往经历，只是罢黜他们的官职，甚至都没有流放。

但政制院很快下达了指导意见，让三司判处主要涉案官员死刑，其余从犯才能够从轻处理。

大理寺卿钱正威、审刑院同知张揆、御史中丞范讽不服，要求政制院给出解释。

毕竟以前赵骏杀人，一来是他杀的都是品级没那么高的官员，二来则是赵祯给了皇城司自行处置的权力。

虽然百官们纷纷上书反对，不断弹劾，但那次官家的决心很大，他们拿赵骏没什么办法。

可现在赵骏人都不在汴梁了，凭什么还要求他们按照赵骏的意思来办事？

没想到政制院那边只给了一个解释，就是“依法办事！”

这让三人一时无言以对。

因为《宋刑统》当中其实也没有任何一条“刑不上大夫”。

甚至在北宋初年，由于五代十国刚刚平定，必须用重典恢复社会秩序，因此刚刚制定刑法的时候，赵匡胤还是以严格为主。

据《宋史》记载，宋太祖赵匡胤在位的十七年之内，处死的大小官员约有4000余人，赵光义也杀了不少。

只不过到了宋仁宗赵祯时期，经过士大夫们的不断忽悠，总算是把赵祯父子给忽悠瘸了。

所以如果说“依法办事”的话，他们还真没什么理由反驳。

只是宽待士大夫都是潜规则惯例。

原本宋太祖和宋太宗对贪官的严厉打击，甚至还和“十恶不赦”的造反等大罪一起列入了绝不赦免的行列。因而当时的吏治比起五代以来的贪婪成风，肆无忌惮已经大大有所改善。

但是后面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律法的宽松，导致贪官污吏死灰复燃。

比如到了仁宗年间，包拯就曾经感叹道：“贪黔暴政，十有六七”。虽然朝廷有包拯这样的能吏，可也是杯水车薪。

等到了北宋中期的哲宗年间，一年审判下来的死刑官员约有260余起，但是其中仅仅只有25人被处死——“所活垂及九分”，就可以知道对官员的宽松程度有多大。

现在三司衙门又想按照以前的惯例，宽松对待犯官。只是没想到政制院这边态度明确，要恢复到太祖太宗时期，这实在是让他们难以接受。

所以虽然政制院给了“依法办事”的政令，可三司衙门这边还是拖着没有判决。他们判的结果政制院不签，政制院给的意见他们不受理，双方竟然一时就这样僵持住了。

要是赵骏在的话，估计不会搭理他们，直接让皇城司的人把那些该死刑的人拉去东城外砍头就是了。

但吕夷简那帮人还是得讲点官场规矩，没有这么蛮横。

于是乎晏殊出马，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告诉三司衙门这边，之所以对那些人死刑，是因为他们贪污腐败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大宋可以刑不上大夫，但问题是只能针对那些犯事不太严重的官员可以从轻发落。

比如小小的贪污一点银钱，或者动用一些特权，搞点私人经商，打击竞争对手之类的玩意儿，减免些刑罚也不是不可能。

唯一的条件是不能弄出人命。

正所谓人命大于天，这是自古不变的正义口号！

如果你害死了几万百姓，最后却宽大处理，那朝廷的威严和颜面何在？

所以为了朝廷的脸面着想，这些人必须死刑。

晏殊这个说法是站得住脚的，但当时三司魔怔了，就是不松口。

之后政制院下了绝招。

他们让一些人放出三司对重大犯官包庇的风声。

欧阳修知道后，勃然大怒，立即写了文章在报纸上猛烈抨击了三司这样的行为。

双重舆论引导下，引发了巨大的舆论风暴。

早朝上也进行了议论。

他们针对是所有士大夫都能从轻发落，还是只有没弄出严重后果的士大夫可以从轻发落进行了激烈辩论。

最终在欧阳修等人的带节奏下，得出结论，就是“刑不上大夫”的确是大宋对士大夫的一种优待，但这不能成为士大夫无法无天，可以肆意妄为的理由。

若是士大夫们到处祸害百姓，到处残杀无辜，那对于朝廷的打击会非常大，造成的后果肯定也让朝廷难以承受。

所以“刑不上大夫”，必须是有限的，如果造成了巨大后果，就必须明正典刑。

当时场面上还是颇为壮观，大部分百官都属于那种看热闹的心态，以欧阳修、蔡襄、余靖等年轻正义之士，把三司骂了

个狗血淋头。

就连赵祯都下场帮欧阳修他们说话。

百官们一瞧这情况，也是马上改变了吃瓜立场，纷纷指责起三司来。

说那些人能干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就已经不算士大夫，根本不配得到优待云云。

还有真正的士大夫就应该为官清廉造福一方百姓，而不是这样蠹国乱民等等。

这就直接把那些人给开除士大夫籍了。

钱正威、张揆、范讽三人根本顶不住这么大的压力，最后只能妥协，按照政制院的交代，把人给判处了死刑。

如此一来，朝廷收获了颜面，赵祯吕夷简他们能给赵骏一个交代，百姓得到了公道。

同时官员们也明白了“刑不上大夫”的底线在哪里，将来做事想必也会深思熟虑，有所收敛，不敢再像从前那样肆无忌惮。

对于几方来说，都是一件共赢的好事。只有那些被砍下了脑袋的犯官们受伤的世界，算是达成了。

而赵骏这边，则南下前往江浙。

他走的那天，真州百姓云集渡口，纷纷欢送。

其实赵骏没怎么为真州百姓做过什么事。

因为他多去走访地方，在真州待的时间比较少，除了视察一下漕运情况以外，就是在转运使衙门办公，只是偶尔去乡下看看而已。

但即便是如此，很多百姓也是自发过来相送，即便没有受过他的恩惠，也不断喊着青天大老爷。

世界就是这样，如果你常年呆在了黑暗里太久，陡然间有人给了你一抹光明，那么这抹光明，就成为了伱的救命稻草。

赵骏在他自己看来，没有做什么，无非就是查了一些陈年旧案，打击了一些贪官污吏。

可对于百姓来说，他是在把压在他们头上的那座大山搬走的恩人。

这便足以让人铭记了。

赵骏便在这欢送当中，船队浩浩荡荡南下。

过了长江，就是江宁府。

他在江宁也带了一段时间，然后去了润州、常州、苏州等地，视察当地农业、商业情况。

并且赵骏每到一处地方，就开设府衙，欢迎一切百姓举报官府违法行为。

如果有冤屈，他也会派人秉公处理。

只是除非像郭承佑那样被他碰见，或者淮南贪腐案这样的大案，一般的案子他都是移交给地方刑狱司来处置。

不然的话要是事事都让他办，那地方的司法衙门还要了做什么？干脆撤销算了。

下基层期间，最多的就是遇到地方上的官吏和地主不法行为。

这是赵骏最喜欢的事情。

因为他可以名正言顺地对一些不法地主抄家，没收他们的土地，把土地收归国有。

虽然还是那个问题，就像廉租房不一定是穷人在租一样，县里的国有土地，到最后未必会落到没有土地的百姓手里。

但就算是分出去，将来那些地主们还是会用各种手段把土地夺走，那还不如让这些田土保留在县衙当中。

只要州衙以及路台四司那边保存有底件档案，明确哪些土地是国家所有，将来便能够做到监管。

比如赵骏打算等局势稳定后，就支持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改革。未来御史台每个路都要驻扎部门，每个月都要巡回视察。并且刑狱司也要走访，进行多重监管。

所以一旦发现有地主谋夺官府拥有的田土，那就要看赵骏的刀锋不锋利，他们名下的那些田土，是不是也要被充为国有了。

到景佑四年十月底，赵骏巡视了两浙路和江南东路，南下又去了福建路。

他现在名望满天下，所到之处，那是真的民众竭诚欢迎，百姓无不箪食壶浆以迎知院，甚至还有很多儿歌。

诸如“迎知院，盼知院，知院来了有青天”“满城瞧着知院来，吏饕吓得脸发白。杀了他们下酒菜，吃了心肝荷叶在。”“若要红花开，须待知院来”等等。

特别是第二首，对贪官污吏们又是杀，又是下酒菜，还要吃他们的心肝，由此可见当时政治黑暗，官场腐败，让底层老百姓有多憎恨。

而赵骏的出现却如黑暗中的一束光，给予了无数百姓希望，让他们能够看到曾经压迫在他们头上的那些大山，被赵骏一一搬走，被赵骏一一剪除，让他们充满了感激和爱戴。

百姓就是这样，谁对他们好，他们就感谢谁。

与之相对的，自然是官场上很多人对赵骏十分不满，向朝廷不断弹劾，纵使是捏造事实，或者说些如杀戮过重之类的理由，也希望能将赵骏给弹劾下去。

主要是赵骏并不是在搞什么改革，他要是搞改革，政令传下去，基层那些官吏，有几万个办法让原本的好政令变成坏政令，祸害百姓。

可他什么都没有改，也没有发布什么政令，只是查贪污腐败，查官员们的违法乱纪。

这些事情，本身就是作为上级名正言顺，并没有不合什么规矩。

而且也是各路的刑狱司职责所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