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承守真却与此人攀谈起来，以承守真的严肃整齐，若是寻常官员站在其面前也是战战兢兢。而这官员却能侃侃而谈，虽对承守真崇敬之意跃然面上，但是言语间尚能保持一份平常心，凡承守真问及之处，皆能言之有物，本地风物政事也是颇为熟稔。承守真也是寒门弟子，其父也是地方小官，而他寒窗苦读，两榜进士出身，也是地方为官一路走来，深知为官不易，尤其是没背景的读书人更是如此，非大智慧大机遇不能脱颖而出。四方之内，西陆及东国皆以出身定官品，莫说寒士，庶族也是无出头之日，大綦虽也开科取士，也是为开国元勋及中州显贵把持，寒门出身者百无七八，唯大肇科举已经是天下寒士出头的捷径了，因此这条路上不知多少人蹉跎了岁月，这知县年庚不及而立已经是年少得意了。
承守真从营丘通判及相关官员的言谈中也能看出此知县已经成了此地官场的另类，这一路叙话大概也知道所以然了。混沌官场中，若是老于世故的官僚评价此子，起码一个轻浮自矜的评语是少不了的，但是在承守真这等敢于任事之人看来，为官一任，此人能保持一颗纯实朴素的良心，实在殊为难得，承守真在他身上似乎是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反而甚觉欣慰。
当然此子许多做法和想法，颇有些天真的意思，但这也是事出有因。大凡寒门出身之人，入了官场，大半如此，概因即无宗族父老扶持，也无家学渊源教育，再守着清廉之身，那资深的幕客都是雇佣不起，只能靠着自己的天性悟性慢慢摸索，这其中多少人就此沉浮与底层，一辈子也无出头之日。而子庚相公、士学士等一众人致力新政，不就是为此？
所谓冗官冗费，不就是朝廷为了平衡科举取士，而大开勋贵世家门荫之路。一个差遣官，到有七八个散官候着补阙，朝堂上做事的不及寄禄官半数。而为了抑制武勋，只拿大把的阶官和赏赐下来，大肇两百个府监，挂名取饷的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的阶官怕不少于千人。
承守真此次回朝，难道只是为了办上几个通天的案子？拿几个作恶的匪人？
新政仍是他孜孜所念，而新政所需的即是官家的信任、稳定的局面、有力的同志、堪用的官员，此次归德城之事就是又一次新政的奠基。
承守真与那知县已经从政务牵扯到了学术，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大肇的科举立足儒学，与西陆的礼教、大晟的玄学以及大綦名法之学乃是水乳交融之势。西陆的礼教与宇朝的宗法制度一脉相承，乃是宇朝高宗时，摄政光公基于人皇太昊先天八卦合大禹连山术数，并始祖轩辕道法源流创立以孝义为核心之制度，讲究的是宗祧承继、封建家邦。后宇朝迁宗庙于西陆，则以光公为祖师，创道门冲虚宗。
宇朝中宗时道祖着《道德经》，后有南华祖师《逍遥经》，再有至圣先师革连山之弊，注解作《易经》，以三经为要，再有莱子、颜子、慎子、御子等成绩发扬，乃创道门正教，莱子、慎子、御子分别为清虚宗、太虚宗、玉虚宗开宗祖师。
而颜子则儒道兼修，三经中以《易经》为纲，以至圣先师讲义精炼作《先师论语》，以至圣先师注解的大宇朝国史、乐府、礼制，融汇为儒学五经，后有子参子、舒良子、舆子、思子、颛子、漆文子、卿子、渊子各立宗义，渐成天下显学。儒学不以神仙为偶像，只以至圣先师为师表，以宗法敬拜祖宗崇拜天地；不以斋醮符箓为法门，只论经义，以仁义为根本；不以性命修行为要务，而以纲常教化为操守。虽然大綦、大晟、大肇皆以正道为国学，但是国政已经越来越依赖儒学。因儒学脱胎于道学，以道学为真虚心法，以儒学为正理实学，也是道门儒士所乐见的，毕竟治世非道法所长，而儒学沉淀无道心也后继乏力。
大綦、大晟、大肇所奉太虚宗、玉虚宗、清虚宗与显学相得益彰，却已大为不同，甚至已经渐行渐远。
东国的大晟玄学滥觞于御子所开创的玉虚宗，虽三经并重，却尤尊《逍遥经》，与经学融汇，聚焦于有无之论，又杂糅宇朝阴阳巫觋的‘谶纬’神学，而成玄学。现如今崇有与贵无之辩已经成了大晟朝日常政论，朝野内外，帝王执政不以实务为要，日日清谈非要在这上面争个是非。玉虚宗也是在辩论中不断有人独树一帜，分庭抗礼，假以时日，恐怕玉虚宗只剩个名号，各宗派皆与不同的世家大族紧密结合，而成士族家学。
大綦虽以太虚宗为国学，开了科举先河，但其实儒学上重视的是卿子之学，卿子学于颜子，又以慎子太虚正法为宗旨，以慎子“齐万物”为纲要，在其学生非子、扬子经营下，已经成为外儒内法的霸道。大綦也因霸道而称雄于列国，不过名法之酷烈已经开始反噬大綦朝廷。自大綦开国以来，不过三代，帝嗣夺位之变何止五六次了。
而大肇莫看太祖太宗皆是将门出身，但以崇文抑武为国策，三代帝王更以道门天尊下凡自居，清虚宗以《易经》为首要，肇儒也以至圣先师所注《易经》为五经之首，以阴阳化易数，以
易数通人伦，与大綦名法“齐万物”宗旨截然相反，主张心性即是道理，格物致知无穷。而清虚宗与儒学的融汇也是更为协调自然，比如宗放就是儒道兼修，并为世人称道为术学，而新政中新旧儒道的碰撞也迸发出学术的争鸣，其实莫看宣宗新政无疾而终，但是慈圣太后秉政以来，虽然称得上政通人和，但是已经暮气深厚，朝堂上仍有新旧之争，而学术上皆倡言革新，只是革新的根本手段不同。
较为持重的大理寺卿溱南（溱康城）荷氏出身的荷元皓以太极通书开元学，下自成蹊的有应天府渐成风气的丹学，南山的理学、海西的道学；资政殿学士士悦昔日学生，有于西昆仑西京京兆开创以推陈出新、弘扬民本的气学，有在南山醴海南京倡言德政革新的新学；子庚相公的学生也在东京京畿以中正事功为宗旨的公学。而承守真虽为四真之一，却不以经义闻名，也不涉学问虚务，虽然在端睦城为官时，新学、道学、理学皆邀请他登坛讲学，他却从未涉足其间，这也是承守真能再重返朝堂的缘由之一。
子庚相公所默许的公学已经以中正中庸标榜，若非如此政府执政的位子，恐怕早就做不下去了。
但是，承守真身为龙图阁学士，入朝执政只差临门一脚了，学术上的造诣岂能无所成就？他虽秉持处政中和的道理，但是自然是希望朝廷能革除弊政，一力维新的，倾向上更接近新学，只是新学过于急进为他不喜。而这知县所学更近公学，一番交谈，到有了承守真将此人推荐给子庚相公的心思。
至于芦颂等人，承守真虽然刚刚接触，但是对于宗放他是了解的。尤其是宗放的开宗大弟子萍庸，苽绍文已经是永州闻人，一篇《渔樵问对》名满京门，名望于今人冠于其师宗放之上。
萍庸按传承乃是宗放的再传弟子。时为宗放门下二弟子的藨秩以易为本经，文名达于京畿南北，萍庸求学拜见之，藨秩本是考较萍庸，未想一见如故，二人论易数见解，三日夜而不尽兴。藨秩不敢以师居于其上，乃亲自携萍庸至云溪，推荐到宗放当面。宗放收萍庸于门墙，以其颖悟绝伦，清新儁逸，为同门称道。宗放也常与人言，将来能开宗为显学者，非萍庸莫属，更激励萍庸专心学问。
其时，从文者莫不以科名为出路，或以儒入道，希冀走白云先生及宗放的当年终南捷径。宗放不虞世人有侥幸之念，严明门下弟子非科举不得入仕，凡入道不可进京，以身作则，对于收授弟子也是小心谨慎，宁缺毋滥。众弟子皆以学问精进为要务，以走科场正途为念。几个弟子中，最年长的荆馥以状元及第入仕，作为新帝登基首开恩科的头名状元，深受慈圣太后与官家赏识，现如今已是翰林学士掌起草制诰诏命，乃是皇帝身边的顾问秘书，地位清要自不用说，也是子庚相公的重要擘力。排行三、四的藨秩、芒冀也相继入仕，只有排行二、五的藜修、萍庸沉醉于学问，沉耽于道理，即便是出师之后也无投身宦海的念头，不过此二人虽皆好易通数，性情却大异。
藜修性情孤傲清冷，性情刚烈耿介，喜好论斥时弊，愤世嫉俗。凡权贵欲与其结交，皆为其所轻，幸得宗放庇护，如今隐居西昆仑终南山东明峰，昔日宗放隐居处闲住讲学，是真正一心归隐经学了。
而萍庸却是个豪爽性子，且是个坐不住的人，一人一仆竟游走天下，乃至四方，数年回还，宗放见而赞曰“道在是矣”。清虚道门广来邀请，萍庸也不推辞，于宗门各宫观坛场讲经论道，名望为世人所知。之后却辞了一众道观冀望其出家传道的请求，只是继续游走。宗放所学在其继承发扬下更为浑厚深重，故术学之学也逐渐达于天下。此人旷达性子也不置田产家宅，乃作一牛车为行居，号为“安乐窝”，于是，世人常见三四僮仆伴着此车行走永州城邑山水间。而因老母与宗放亲眷同居住京兆，因而萍庸也尝现身于此，京兆学风也因此日盛，连带着本是京兆华胥的气学也成了显学。
承守真之所以想到这些，乃是想到了宗放。做官做到这个地步，很多事由不得不去想。离京之时，子庚相公在他面前提到了这个已经远离朝堂七年之人的先帝宠臣，当时他还有些恍惚，而到了归德城没几日就遇到杀身之祸，却为宗氏子弟搭救，这才意识到宗放此人，其实并非无所作为的散人。
荆馥去年任了翰林学士掌起草制诰诏命，不仅是太后看重，更是子庚相公潜移默化的为其牵线搭桥，助其一臂之力。承守真是子庚相公力陈而召回的故旧，以翰林学士出为权知启封府事，但因他任翰林学士在荆馥之后，因此在翰院排序上是在荆馥之下的。子庚相公虽然知道承守真的直率性子不以居于科场后辈为侮，但是也将此人来历出身与他交待了清楚，由此就涉及到了宗放。
子庚相公所言设计东丹使团难处，云溪醉侯处或许能有所得。当时以为，宗放隐居边地，洞悉东丹内情，不过是以备咨询罢了。现在看来，绝非这么简单！
那县令看着承守真似乎有些出神，也不好离开左右，只是站在侧近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