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什么呢？还不快来倒酒？”寺内寿一看着寺内勇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用着严厉的语气，教训了寺内勇一句。

“嗨！”寺内勇被吓得又是一哆嗦，不敢怠慢，赶忙给两人斟酒。

“兄长，寺内君现在已经是帝国的高级将领了，不要对寺内君太过苛刻！”冈村宁次劝说道。

要说寺内勇为什么这么怕自家的这个叔叔，还要从大坂师团说起。

因日本陆军实行地区后备役兵员征兵制，每个陆军师团平时戍守的地区，又是该师团官兵的家乡和补充兵源的地区，大坂师团平时驻守在日本大坂和歌山等地，该部官兵全部为该地区人。

因日本陆军称呼某师团名称常冠以地名或师团主官名字，故大坂师团又称“大坂师团”。

寺内勇出身小商贩家庭，后来得到了寺内寿一的赏识，才得以进入陆大学习。

本身就是一个小商贩，在陆大期间思想回归了正轨，毕业之后就进入到了大坂师团，结果遇到了成千上万的同行，寺内勇的思想受到身边同仁的影响，又跑偏了。

大坂是日本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座城市，甚至一度是日本的首都；在战国时期，大坂是兵家必争之地，与织田信长爆发十年战争的石山本愿寺就是在大坂；丰臣秀吉在执掌日本后，也是以大坂作为其统治的中心城市，所以一直以来，大坂都十分繁华。

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大坂已经发展成为日本最大的经济都市，在大坂正式开港后，还专门规划了一块居留地供外国人居住，所以大坂这个地方的商业气息十分浓厚，而且思想十分前卫。

后来日本组建师团，大坂师团在甲种师团中排大坂，仅次于东京师团、仙台师团以及名古屋师团。

但有意思的是：这个大坂师团组建之时把自己的代号取名：“淀”。

要知道，用这个“淀”字可谓是很别具一格的！毕竟当时其他日本陆军师团的代号，大多是用那种有“尚武精神”含义的字：例如第二师团的“勇”，第九师团的“武”等。

不过，这也不代表这群商贩出身的士兵并不“武勇”！

1933年，大坂师团二等兵松井在大坂市中心闯红灯，从而引发了大坂师团官兵和当地警察的“内讧”事件。

时任师团长寺内寿一得知自己的士兵“受欺负”后勃然大怒！为了“维护大日本皇军的尊严”，他毅然带着部下砸了当地的警察局。由此可见，大坂师团的这些商贩们“武勇无比”！

既然这个师团从师团长到士兵都这么“武勇”，那为什么他们在二战中却一直被人们诟病和不屑呢？其实这里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是因为大坂师团在战争中曾因倒卖军需物资而被曝光，这让“英勇善战”的日军形象和日本高层的心都碎了一地！另外，就是大坂师团不像其它师团那样无脑狂热，动不动就搞什么“万岁冲锋”，说白了就是该师团无论官兵，他们都很惜命！

不过这在大坂师团官兵们看来，他们可不是为了搞笑，更不是自己窝囊。要知道，大坂毕竟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前沿，那里的人富的早，民智也开化的早。

而日本关东地区，尤其是北海道那一带没见过什么世面的****狂热分子，只要被日军高层一忽悠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大坂师团的人却很冷静：他们知道发财的时候一定要竭尽全力，但如果是打仗，特别是没有把握的仗绝不死磕！

因此，他们没有被“天皇万岁”给忽悠瘸了！至于打仗，是那些日本政治家和天皇自己的事，谁会真的去拼命呀！毕竟他们还要活着回去继续做生意赚大钱。

所以大坂师团作为日军的常备甲种师团，战斗力并不低，只不过士兵们并不愿意为此拼命。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大坂师团正在泰国的曼谷附近休整。和那些不愿意相信战败结局的日本人完全不同，大坂师团接受投降的现实，和回到本土的速度都奇快。

当几乎满编的大坂师团回到日本港口时，一个个都面色红润，生龙活虎！这一场景甚至让那些营养不良的日本本土民众都十分吃惊。据日本当时统计，大坂师团是南方军中阵亡率最低，装备物资最充足的一支部队。

......

30年代初，日军大本营为让这支部队焕发战斗精神着实费了一番心思，结论是:指挥官对于一支部队的战斗力的强弱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于是，日军大本营先后调来几位名将整顿该师团。

1932年，寺内寿一被任命为大坂师团师团长，此时大坂师团在国内驻防。

这个时候的寺内勇已经混的风生水起，伙同身边的同仁将军用物资倒卖给当地的大坂商贩。

结果寺内寿一一上任，寺内勇就被抓了一个典型。

别看寺内寿一对外人宽容，甚至带着士兵公然去砸警察署，但是为了整治大坂师团的风气，对寺内勇下手是极狠。

当着众多士兵的面，寺内勇被自己叔叔拿着马鞭抽的皮开

肉绽。

是以，在寺内寿一任职的两年内，大坂师团的风气在明面上有所好转，记住，只是面上。

这也导致寺内勇现在看见寺内寿一都吓得直哆嗦。

到了1937年，因驻华日军兵力吃紧，日军大本营将大坂师团调到中国东北，划归关东军。

此时泽田茂就曾担任大坂师团师团长，虽然大坂师团的士兵初到关外，人生地不熟，但是士兵们各个好钻营，没多久就跟当地人打成一片。

泽田茂在大坂师团是个外来人，也拿习惯了自由散漫的大坂师团没办法，只能早日盼望调离大坂师团。

两年后，大坂师团终于有了“露脸”的机会。

1939年，诺门坎地区发生战争，关东军下令驻扎在伪满洲国北部的大坂、仙台两师团紧急动员，增援前线。

仙台师团（即第二师团）接到命令后，急行军4天从海拉尔赶到诺门坎，抵达战场当天就投入战斗，但很快就被打了个落花流水。

与此相反，大坂师团的出动命令虽然下达，却迟迟“按兵不动”。

原因是动员令下达后，师团内的疾病患者剧增，放眼望去，满营都是因为五花八门原因要求留守的官兵。

此时的寺内勇已经是中左军衔，担任大队长。

其所在大队在他暗中的鼓动下，大半士兵住进了医院。

当时的联队长在狂怒之下，亲自坐镇医务室参加诊断，这才勉强组织好部队向前线进发，“联队长改行当大夫”的笑话也由此在日军中流传开来。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大坂师团的士兵们又耍起了新的花招——“消极怠工”。

从海拉尔到诺门坎，仙台师团走了4天，大坂师团却整整走了8天，而且大量人员掉队。

凑巧的是，大坂师团先遣队到达前线的当天，双方宣布停战。

消息传来，掉队的大坂师团官兵彷佛吃了“大力丸”一样迅速跟上来归队，寺内勇甚至带队冲到了最前线。

双方原本协议好的停战，甚至因为寺内勇所部的举动差点又开了火。

就连留守的不少官兵也一边“带病”康慨奔赴前线，一边万分懊丧地抱怨：自己居然没有机会打上这一仗！

当时的师团长泽田茂的说法是：大坂师团驻地太分散。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返程的时候，齐装满员、精神饱满的大坂师团，成了日军中最威武的部队，而率先赶到战场的第二师团却丢盔卸甲、伤兵满营。

关东军负责新闻宣传的军官实在看不过去，提起笔把日军报纸呈上审查的《我无敌皇军大坂师团威势归来》新闻标题改了一个字，变成了《我无伤皇军大坂师团威势归来》，拐弯抹角地嘲讽了这支“软蛋”部队。

后来日军高层琢磨，既然接连几任师团长都改变不了大坂师团的风气，干脆从中低层军官及士兵下手，一批军纪败坏的士兵裁撤，剩余的老兵油子分批补充到到其他师团，再从大坂当地招募一批新兵。

这也是为什么寺内勇在各个师团都有熟人的原因。

寺内勇现今还记得当初他与手下中队长黑藤分别时的场景。

当时，日军各部的临别致词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仙台师团，战况较好时就说“武运长久”；情况不妙时就说“九段坂见”（靖国神社在东京九段坂）。

然而寺内勇等大坂师团的官兵告别时，却说的是“御身大切”，翻译过来，即“保重贵体”、“身体最重要”，或者干脆就是“保命第一”。

再到后来，日军在进攻衡阳和止江时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

战斗一开始，来自大坂师团的老兵又故伎重演，从军官、士官到老兵纷纷入院，消极但合理地拒绝作战。

当负伤的日军士兵到医院的时候，那些“养病”的大坂师团“前辈”们还要问：“你为什么要这样玩命啊？”

当被问到自己为何不愿意参战时，这些“病号”却豪气冲天地说：“听说这次出击我们是担任羊攻的，这很没有意思，如果是主攻么，自然是要好好打一仗喽。”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各部都投入到对盟军的作战中，大坂师团也终于有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大本营有意将该师团配属南方军，但南方军只是很勉强的将其列入预备队，仍然驻扎沪都。

直到1942年4月，大坂师团被调往菲律宾，和第五，第十八，第二十一师团一起，参加对科雷吉多尔要塞的最后攻击。

这一仗，大坂师团一反常态地进展顺利，圆满完成任务，最终在巴丹半岛的美菲军全部投降。事后才知道这并不是大坂师团转了性，而是菲律宾的美菲军已经被切断补给多日，靠“盐和青菜”勉强挺着已经好几个月了，一触即溃一点儿也不新鲜。

然而，这个胜利却给大坂师团带来了极大的荣耀，在其故乡大坂更是号外频飞，一副“幸亏派出了大坂师团，才打垮了巴丹敌人”的得意。

仅有的遗憾是事后发现大坂的商贩们利用这个庆祝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