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泉在击溃了张开部队后，打扫战场用了整整一天，接收郓州附近的土地，派兵驻守，再派人调兵遣将，用了两天。

这三天，他一直在思考着该如何面对如此多的敌人，但是在第四天，他就没功夫来思考这问题了。

因为从东京城八百里加急的情报到了，他知道了宋徽宗要对黄河下手的事情。

按说“过街老鼠”张三和“青草蛇”李四这俩人四天是不可能从东京跑到山东的，累死他们两个也做不到。

但是，狄泉早就料到了这一点，所以早就在几个重要的地点之间建立了自己的驿站，伪装成了酒店饭铺，好方便接力传递信息，就和朝廷的驿站是一个样的。

毕竟，现在狄泉手底下没有“神行太保”戴宗在，虽说许贯忠能请车马神日行千里，但也不能让他去干送信的活吧，太过于大材小用了。

古时候的文件传输靠得是驿站，一般每隔20里有一个驿站，一旦需要传递的公文上注明“马上飞递”的字样，就必须按规定以每天300里的速度传递。如果遇到紧急情况，传送的速度可达到每天400里、600里、最快达到800里。传递紧急文件时，每个驿站都用快马，这样，虽然不是千里马，但每匹马都拼命跑，也可以一日千里，“八百里加急”专用来表示紧急情况下的信息传递。

诗人岑参在《初过陇山途中呈字文判官》一诗中写到“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

按唐政府官方规定普通驿马要求一天行180里左右，最快的则要求日驰600里，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当时唐玄宗正在华清宫，两地相隔三千里，六天之内唐玄宗就知道了这一消息，当时的传递速度就达到了每天500里。

据《大唐六典》记载，最盛时全国有1639个驿站，专门从事驿务的人员共二万多人，其中驿兵一万七千人。邮驿分为陆驿、水驿、水路兼并三种，各驿站设有驿舍，配有驿马、驿驴、驿船和驿田。

在各种驿里服役的人，一般叫做“驿丁”、“驿夫”、“驿卒”、“驿隶”。从名称来看，他们的身份比较低下。

陆路上的驿丁，也同样受到煎熬，他们在烈日之下，在寒风凛冽的冬天，在倾盆大雨之中，都毫无例外地要身背文书袋，匆匆奔驰在驿路上。

唐朝规定，驿丁抵驿，必须换马更行，若不换马则杖八十，唐律还规定，凡在驿途中耽误行期，应遣而不遣者，杖一百；文书晚到一天杖八十，两天加倍，以此类推，最重的处徒罪二年，所以古代虽然没有email，但是信息传递速递也不慢，就是这么逼出来的。

可能有人会问，执行八百里加急这样的重要任务，被敌人或强盗半道劫去了怎么办？”唐律规定假如耽误的是紧急军事文书，则罪加三等，因书信延误而遭致战事失败则判处绞刑。

从这样严厉的法律看，一般强盗不会去动这些重要文件，免得招惹官方的拼命剿杀，而在交战时，应早料到敌方或会打埋伏拦截情报，至少会多途径多人携带文书以防万一。

所谓八百里加急相当于后世的特急件，不同的级别马匹也不同，在这当中不换马，每到一站换一次，人的吃喝全在马上，当级别达到八百里的时候，基本上是跑死马的结果，往往将消息送到目的地以后，送信人本身如果体质差一些的话，也会因为劳累过度而亡。

不过，由于狄泉力量不如朝廷，所以驿站没有那么多，先是东京情报站一路上到梁山，建立了有十个情报站，然后是在“铁叫子”乐和前往了晋王田虎之处劝降“琼矢镞”仇琼英之后，为了他方便传信，在山东和河东上党之间建立了数个情报站。

狄泉为了管理这两天路线，也是派遣了专门的好汉前去管理，东京城到梁山的情报线路就专门交给了“操刀鬼”曹正来看管，至于新在三晋那边建立的情报站，他叫“活闪婆”王定六前去看管。

但是，由于狄泉的驿站情报站不是朝廷的驿站，所以也免不得可能会被土匪强盗给抢劫，因而他派遣的，全是身手好的角色去充当驿兵。

至于“过街老鼠”张三和“青草蛇”李四两个人，只不过走到了京畿界限之处，就换马换人，赶往梁山，一路上一共换了十个人，跑死了四匹马，才把宋徽宗黄河改道的这件事情送到了狄泉手里。

当狄泉了解了宋徽宗的行为命令之后，他当场就拿着那封信，直接呆在那里足足十几分钟。

他就是想不明白，宋徽宗这得多想不开，非得要让黄河改道。

自古以来，黄河乱，一个王朝就会根基不稳，他宋徽宗好歹也是个皇帝，读过史书，这一点他竟然不知道吗？

换句话说，他就算是不知道，那些大臣们是干什么吃的，不知道阻止吗？

还真不是没阻止，狄泉看到老太师韩忠彦为了劝谏宋徽宗直接撞死在金殿之上，也是扼腕长叹，可惜一个堂堂三朝老臣，死于非命！

狄泉现在一看，自己这是不用对付宋朝了，他自己要是真这么干了，就要作亡国了。

狄泉明白宋徽宗打的是什么念头，北宋一

开始就有一个先天不足，就是原五代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割给了辽国。让北宋从一开始就没有了北方燕山的屏障，契丹铁骑可以一马平川地穿过广大的河北平原。

所以北宋王朝自始至终，心里一直装着这个事。

北宋也确实算以文治国的极致了，不然不会有三易回河的智力方略的提出与实施，只是当时的技术水平，不能支撑宋朝达成战略目标，但是从战略方向上还是比较正确的。

他们的这个智力方略就是，建立“水长城”，这个花了三十年修成的水长城，在北宋初期还是比较成功的。

由于先天没有了燕山的长城防线，就在以白沟河的界河及白洋淀等水路为基础，修成一个宽数丈，深一丈的水路长城，并且在河北北部广泛开垦种植水稻，修浚池塘，以建立契丹铁骑的防御体系。

但这个体系随着黄河北流被堵，到处改道淤积，导致水长城体系输水不足，逐渐失去了成体系的防御效用。

但是他们在古代有限的技术条件下却想要逆天而行，三易回河等的失败操作，导致河北千里良田尽失，不但失去钱粮赋税的造血功能，并且再三的易道回河工程及无穷水患，导致花费巨大河北钱粮失血严重。

河北已经不能独立支撑北方戍边，宋真宗时北部重镇定州路常驻十万兵，但到宋哲宗时已只几千兵。

北宋数朝对黄河的折腾，除了遗留水患无穷，和广泛的黄泛区等等，对国家安全来说，有一点至关重要，就是导致河北对契丹和后来金国的防御体系，基本丧失，失去防御纵深，北方骑兵可以一马平川到达中原腹地，辎重物资可以顺黄河而至，所以到哲宗之后，在地理和国力上面，靖康之耻是已在所难免。

至于奸臣的心思，狄泉也能够想得到，他们哪里是为了国计民生，就是按照宋徽宗的心思，曲意逢迎罢了！

就像是当年的宋朝宰相文彦博，他当年提出了一个方案，他认为黄河决堤的原因是水量太大，所以可以把一部分流量分散到六塔河当中，这样一来水量恢复正常，自然就可以顺利地到达入海口。

但是，文彦博却忽视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六塔河的宽度不足以容纳那么多的水量，到时候不但分散不了黄河水，还会造成六塔河决堤灾害。因为他的方案存在很多不合理之处，所以刚一提出便遭到了同僚的反对。

欧阳修表示，此前从未有过六塔河分流的经验，为了周边百姓的性命安全，最好还是舍弃这个方案。

对于文彦博来说，他最终的目的并不是治理黄河，而是通过这件事体现自己的价值，若方案失败大不了从头再来。

至于那些普通百姓的性命，与他又有什么关系呢？

甚至，曹正的信上还有提到了李彦有个设想，他上奏宋徽宗说，要在黄河和长江完全不修河堤，任由黄河长江泛滥，把江河两岸洪泛区划成草场养马，是不是可以甩开修河的负担？

这样，不用防范洪灾的同时，也就不缺军马，改变了宋朝缺少战马的军事困境，而且江河两岸不许百姓定居，洪水也不会造成灾民泛滥，动摇统治。

狄泉看见了这条建议，差点没气死！

养过马的都知道，马是北方草原生物，喜欢干旱偏凉的环境。

假如雨水多，在夏季马容易受潮生病。假如是冬天降雪多，马就不能用蹄子刨开积雪吃到食物。

因此在草原上假如赶到冬季降雪严重，哪就会出现严重的雪灾，大量牲口会因此而死去，因此在黄河以南的江淮地区并不适合养马。

这李彦完全是信口开河，幸好这个建议太过离谱，宋徽宗没采纳，据曹正所说，也是一百多个言官御史当庭表示这一条要是被准了他们就在东华门外集体自焚，把宋徽宗给吓住了。

但是，这死谏的言官御史在下朝之后，三成人居然被各种理由罢官夺职流放，甚至还有被暗杀了的，简直让人毛骨悚然！

如此，足见这些奸臣和前面的那些管理也是一样，大动河工，天下苦役，不仅能够满足宋徽宗好大喜功之心，他们还可以从这个浩大的工程之中谋取不知道多少的暴利。

最后，这滚滚的黄河水，就像是一点点的奔腾金沙，把钱全部冲进奸臣的口袋之中。

狄泉立刻派出人去请许贯忠前来商议，这件事情应该如何应对。

摆明了，宋徽宗是想拿黄河水冲他，但是能否成功存疑。

这件事情，如果宋徽宗干了，成功的几率，狄泉以一个后世人的眼光来判断，都不超过百分之十，更何况这个工程还是在奸臣手中掌握的！

都不用说黄河改道的波及程度，就说黄河泛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古代黄河基本上年年要治理的，一旦治理出现问题一到汛期碰到发洪水肯定是大灾。所以黄河一定要治，征发徭役这事全看朝廷对地方掌控程度，一旦地方控制力弱了，徭役全被贪官污吏摊派到穷苦人家，那比加税收还可怕。家里没了壮年劳动力，耕耘不好减产，豪绅趁机买你田地，肯定会出大乱子。

所以，更别说黄河改道这种为祸七八个省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