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狄泉在山东起事，越发声势浩大，张开大军不进反退，而安南李朝那边的朝廷大军也陷入僵持，西军老种经略相公在辽国和田虎两面夹击之下已显败相。

唯独在打淮西王庆上面，琅琊彭城节度使项元镇还打出了一点战绩，但是好景不长，现在又陷入了僵持。

天下干戈四起之时，内部朝局晦暗不明，四大奸臣一党把持朝政，但是由于他们四个上次瞒报山东狄泉起事，数个州县丢失的情况之后，宋徽宗是勃然大怒，所以这个往日了不理朝政的家伙开始留心起了外面的局势。

尤其是各路起义军的情况，宋徽宗开始非常关心，因为离着他最近的王庆已经在两淮成就势力了，要是他长驱西进，打下京畿河南附近的地区，可就直逼京城东京汴梁了！

在很多人印象中，宋徽宗是个大昏君，但实际上他不是没脑子。

宋徽宗并不是从头到尾都是昏君，在他当政之初的几年，不但不“昏”，还表现得非常清明、开明。

要知道，在此之前北宋朝堂因此前的“王安石变法”，已经分裂成好几派，其中争斗最厉害的，就是支持变法的新党和反对变法的旧党，朝局混乱到了很要命的地步。

而当时刚刚继位的宋徽宗用比较严厉的政治惩罚行为，一举结束了此前长达三十余年的党争。

如把政治反对派发配到外地分散安置，不允许他们的子弟当京官，不允许他们教授学生，传播学说，销毁记载有他们言论的书籍、诗词等。唯才是举，重用贤良，重新起用执政力强，为人正直的大臣，恢复其名誉；广开言路，接纳忠言，只要对朝廷有意见、建议，都可以提出来，觉得有用的，马上有赏，觉得没用的，不予追究或处罚；贬谪奸佞，革除陋规。

把过去一些把持大权、占据重要岗位，但心术不正、结党营私的官员免去，或调离岗位。

可以说，在整顿朝局上面，当年的宋徽宗基本上是非常厉害的，满足了一个励精图治君主的必要条件。

而在武功上，当时他也是颇有建树的。

众所周知，在宋辽间的战争中，辽军曾多次南下，最远到达澶州；宋军也曾推进到此线以北，由于没有燕云十六州以北的冀北山地作屏障，朝廷只能在边界上广植柳树作为界线，抗辽宋朝一直打得不漂亮，九代杨家将先后捐躯沙场，换来的却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澶渊之盟。

北边燕云十六州收复不回来，西边在与西夏的作战方面，西夏首领李继捧虽一度向宋朝投降，并献出银州、夏州、绥州、宥州四州之地，但他的族弟李继迁在三年后就占据银州，以后又不断进攻夏、灵、麟等州，一直没有真正服从过宋朝的统治。

直到公元1034年，李继迁之孙李元昊正式建夏国，史称西夏，此后，宋朝的西北界大致稳定在今甘肃兰州、靖远，宁夏同心及陕西北部的白干山一线。

宋神宗力图开扩疆土，设置绥、熙、河、洮、岷、兰等州。哲宗时又进一步收复河湟地区，洮河上游与贵德一带的土地，公元1121年西安州、怀德军又被西夏所取。在西北，是从吐蕃夺取唐朝后期以来的失地。

公元1071年，宋廷任命王韶为新置的洮河安抚使，开始对河湟一带用兵，最后收复今乌峭岭以南的湟水流域、大夏河流域、洮河流域，对西南在唐朝后期脱离统治的少数民族地区，宋朝的进展是恢复对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控制。

经过多次的军事征伐和“招抚”，今四川南部、湖北西南、湖南西部、贵州东北和广西西部重新归入版图，设置正式州县或羁縻州。

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1072年派章惇开“梅山蛮”。梅山即今湖南中部新化、安化一带，是瑶族聚居地区，从此设县建城，编户籍，定赋税，与汉地一样设置正式行政区管辖。

但是，宋朝的版图，还是至宋徽宗时期，版图最为辽阔，其南至思陵州、东至登州、北至代州、西及西宁州，国土面积约达320万平方公里。

宋徽宗刚继位时的宋朝，其实对外形势是一片大好的，尤其是在西北地区拥有硬性优势。

当时的西夏跟宋军比，基本处于五五开的状态，已经掀不起什么大风大浪了，而盘踞西北、西南的吐蕃诸部，则处于四分五裂的内乱状态，有不少部落是依附宋朝的。

所以宋朝方面对西北吐蕃，是一直垂涎弱的，多次试图进军并驻扎青唐地区。

崇宁二年至三年，宋徽宗派遣王厚统兵先后占领吐蕃湟、鄯、廓等州，瓦解了当地吐蕃政权。

蔡京还强令王厚招诱西夏卓罗右厢监军仁多保忠，双方用兵三年，胜负相当，政和四年，西夏军攻环庆路，宋以宦官童贯为陕西经略使，战事再起。童贯袭用以往进筑城寨的战略开边，但开拓之地有限，城寨多建于不毛之地，难以防守。

宋军与西夏军屡次举行大规模战斗，互有胜负。

宣和元年，童贯令大将刘法率重兵袭取西夏朔方之地，两军会战于统安城，宋军大败，刘法被杀。西夏亦为战争所困，双方遂于当年讲和休兵。

这就是宋徽宗登基之初，给自

己造就的极好的政治氛围和武功成就，而这些，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办成的。

所以宋徽宗绝对是个聪明的皇帝，能力很强，政治手段高超，在他继位之初的头几年，他的声望在全国是极高的。

如果宋徽宗是如他的父亲、宋神宗那样，只为宋朝强大操心，抛开个人部分私欲的话，以他登基头三年施展的手段来看，他其实是比宋神宗、宋哲宗厉害得多的皇帝，如果能一如既往，他有可能做到许多前任皇帝们想办却没有办到的事。

可惜，自古物极必反，盛极而衰，他还没有带领宋朝走上真正的巅峰之后，就开始了安逸懈怠，重用奸佞小人，

蔡京等打着绍述新法的旗号，无恶不作，贿赂公行，卖官鬻爵，“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巧立名目，增税加赋，搜刮民财，又如征收所谓经制钱，是“取量添酒钱及增一分税钱，头子、卖契等钱，敛之于细，而积之甚众”，靠着苛捐杂税，积累了大量财富，“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于是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大兴土木，不仅在宫城之北建筑稍小于宫城的延福宫和规模更大的艮岳，还乘机利用搜刮的民财大修各自的豪华宅第。

宦官杨戬先设“稻田务”，开始在汝州立法，可以种稻的田土，收索民户田契，辗转追寻，直至无契可证，将超出原始田契的土地称为公田，种植户即作为佃户，须交纳公田钱，继而推广至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逃税者按盗匪处罪，北方也是民不聊生，南方则是朱缅的花石纲暴政，至使天下干戈四起，民不聊生。

宋徽宗还笃信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并经常请道士看相算命。他的生日是五月五日，道士认为不吉利，他就改称十月十日；他的生肖为狗，为此下令禁止汴京城内屠狗。

宋徽宗认为现在北方纷乱，应该是自己的权威有所下降，并不是大宋真的在他的治理之下不行了，否则为什么富庶的江南地区并没有人造反啊？

因为北方穷，靠近敌国，所以才会这样，这就是他的总结。

而实际上呢？他的花石纲暴政基本上快把江南百姓逼迫到死了，就是n个周扒皮加上黄世仁都没有他厉害，江南百姓杀他的心都有了，不是没有起事，而是有个叫方腊的人在暗地里准备给他憋个大的呢！

所以他有意想要干两件大政绩的事情来，来“造福”一下天下百姓，然后把他的威望再度提升上去，好“震慑”一下那些图谋不轨者。

实际上，在天下百姓心里面，他能少折腾两年他们就算是烧高香了。

而能够达到这两种效果的办法，其一是用兵，但是他看到了最近的大规模用兵似乎哪里都不顺，朝廷短时间之内也没有什么兵力可以发动大规模战争了。

所以，他选择了第二种办法——改善民生。

而蔡京逢迎有术，当时就上奏，说圣上御极至今已经出现三次黄河清的情况，说明宋徽宗德高三皇，功盖五帝，是当今古往今来的第一圣德之人，而黄河却屡屡泛滥，水位逐渐提高，应该想办法治河。

三国时期曹魏李康《运命论》：“夫黄河清而圣人生。”事实是，出现“河清”，显然与什么“圣人出”无关。大概谁也不会认为宋徽宗是个圣人，但他在位时，竟出现过三次“河清”，皇帝和百官弹冠相庆，用各种形式来歌功颂德。

在黄河中下游，河水也有短时间变清的时候，即史书中作为祥瑞记下的“河清”，并不是五百年乃至一千年才一遇。据地质学史专家李鄂荣先生考证，中国历史上的“河清”，有记载可查的便有43次，首见于汉桓帝延熹八年，如从此时起算，平均不到40年就有一次，可是汉桓帝有算得上什么圣人，和宋徽宗一样，罪人一个。

根据《宋史》，宋徽宗在位年间的三次“河清”，分别为：第一次，大观元年（1107年），“乾宁军、同州黄河清。”第二次，大观二年（1108年），“同州黄河清。”，第三次，大观三年（1109年），“陕州、同州黄河清。”

大观元年“乾宁军言黄河清，逾八百里，凡七昼夜，诏以乾宁军为清州”，“黄河清”被谱写成新曲流传，还在韩城建立记载这些祥瑞的“河渎碑”，此碑至今尚在。

这样的歌功颂德，宋徽宗自然是觉得不错，于是就把目光放在了治理黄河上。

然后，蔡京就上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建议，建议宋徽宗按照前朝几个皇帝以往在改道黄河上的失败经验，派遣河工改道黄河！

三千年以来，黄河下游决口泛滥约一千五百次，名副其实的三年两决口，较大改道有二三十次，其中有六次重大改道致使浊流横溢，毁田庐，荡家舍，每一次都是震动天下，几乎哪一朝代有黄河改道，就会被视为上天降下的最大天灾，是当权者权力不被认可的最大表现。

然而宋朝为什么就执着于改道黄河，冒天下之大不韪，至黄河两岸亿兆黎民生死于不顾，非得怎么搞呢？

黄河决堤，年年损失惨重，所以宋朝此外由于认为黄河流向可能会让辽国乘船南下，从而攻陷黄河天险，宋朝因此执着于改道黄河，希望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