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是回门的日子，一大早，杨颖就拉着李东旭回到娘家了。
三十自己家过年，初一接待拜年的人，初二款待回门的姑爷，这是杨家约定俗成的规矩。按照这几年的惯例，过了这一天，杨家的年就算基本过完了。所谓基本过完，指的是杨毅从初二起就不必再在家里留宿，除了破五，他和杨颖也勿需回家吃饭。
正如李东旭所言，杨家的父母还算开明，平素很少过问儿女的事情，把他们拴得也不紧。他们住的这套房子，是前几年刚换的，对于杨毅和杨颖来说，里边没有任何成长的记忆，也没有值得留念的地方，这套簇新的居所，只是他们父母的家而已。杨颖大概每个周末都能回家看看，杨毅基本保持了两周回去一次的频率。
自打毕业，除了过年，杨毅就再也没有在家里住过。多年的独自生活，让他越来越不适应在别人的家里过夜，即便是自己父母的家也不行，那种浑身别扭的感觉让他无所适从。再好的地方，也比不上他蜗居里的那张床、那个沙发以及那把懒人椅，可每年过年又是个义务，除夕和初一两个晚上，无论他多不情愿，他都得留在家里，以至于每年的那一刻，他都会多少羡慕已经成家的杨颖，因为她有着名正言顺的不在家中留宿的理由。
通常在回门这一天，杨毅和李东旭会哄老人打上一天麻将，杨颖自然是上不得台面，她要独自准备午饭和晚饭，只能忙里偷闲，过来凑凑热闹。杨毅和杨颖从小就没从父母的手中得过红包，他们家似乎不太讲究这个，长大后每逢年初二，能通过打麻将从老人处骗些钱，除了大家图个乐呵，便也是一种变相的讨喜。
所以每次初二回门，见到李东旭，杨毅的心里都会洋溢出小小的欣喜，一是李东旭就像是个标识，只要他一冒头儿，杨毅离家就进入了倒计时，二是只要牌桌一张，如果不是点子特别背，素来不谙此道的老人总会贡献出一些钞票，让儿女们在一年中余下的日子里都会津津乐道。。
可是在这个年初二，当李东旭随着杨颖走进家门，杨毅却没感到任何欣喜，相反地，一看到李东旭波澜不惊的眼神，他的心却隐隐地有一分沉重。
事实上，这种沉重感，自从前一夜杨毅躺在床上，就如影随形地包裹住他，裹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再向前推，当给展母拜完年回到李东旭的车上，杨毅心事重重时，那份沉重或许就已然在他的心底悄然弥漫开来。
自打王可案发，杨毅就憋着一股劲儿，一门心思地想要弄清真相。在那些压抑、苦闷而又痛彻心扉的日子里，这是他压倒一切的生活重心，至于真相大白后，他该如何为王可寻求公平与正义，在他的脑海中只是有个大致的轮廓，他还没顾得上仔细思考。如今尘埃落定，与王可案件有关的侵害人都已经进了看守所，事情的来龙去脉也基本摸清，杨毅心中的烦闷本应一扫而空，但去展鹏母亲家转了一圈之后，他却蓦然惊觉，与追寻真相的艰难曲折相比，他接下来所要面临的却更为棘手和茫然，令他难以抉择，又避无可避。
王继伟就是个典型的刑警性格，有些狡黠而又不乏直爽，他的性格和展鹏很像，而和李东旭的大相径庭。杨毅相信，他在马路边说过的那些话，并非出自李东旭的授意，尽管李东旭曾不着痕迹地安排了很多事儿，比如他暗中和大脚打招呼，还有带着杨毅去展母家之类的。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刑警，王继伟和杨毅一样精通刑事法律。运作检察院做出不起诉的决定，对于展鹏的命运而言，应该是一个可行的选项。
中国的刑诉法规定了依法不追诉的原则，和展鹏有关的大概有两种情形。如果检察院认定不存在犯罪事实，或是即便存在犯罪事实，但情节显着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或者犯罪嫌疑人有自首或重大立功表现的，检察院可以做出不起诉决定。这是第一种情形，但现实中很少发生，检察院果真藉此做出不起诉决定，需要极大的勇气。
第二种情形是更通常的做法，事实上，当初杨毅能安然离开看守所，便与这种做法异曲同工。刑诉法规定，检察院审查案件，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补充侦查以两次为限，对于二次补充侦查的案件，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做出不起诉的决定。
这条法律规定虽然是基于对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保护，但也为有心人提供了一定的灰色空间，而个别拥有政法资源的人应用起来更是得心应手。杨毅能想象到，作为本案，刑警队已经完成了所有形式上的侦查工作，不易再被外人指摘诟病，即便退侦后检察院不起诉，他们也不用承担太大的责任，只是相关承办人在考核方面受一些影响，就像当初丁祥和杨智军在自己的案件中一样。对于刑警队来说，这或许是一个乐见的局面。
但这需要检察院能提供充分的配合。不说上级检察院的监督、可能的对公安机关提请复核和被害人申诉的审查，单在检察院内部，不起诉决定也要报经检察长和检委会批准，这从来就不是一两人能私下决定的。运作不起诉的人，至少要打通刑警队、上下两级检察院三个环节，才能
确保有运作成功的可能性，但这一切，对于李东旭及其身边的人来讲，似乎不是个无法逾越的障碍。
如果一旦检察院做出不起诉决定，被害人只能通过法定途径进行自我救济，而救济途径只有两种，申诉和起诉，无论哪一种，都荆棘丛生，举步维艰，杨毅做了这么多年刑辩律师，对此深有体会。
鉴于王可作为被害人已经死亡，他的近亲属可以以他的名义向上级检察院申诉，请求提起公诉，或者在检察院维持不起诉决定的情形下，向法院提起诉讼。当然，他的近亲属也可以不经申诉程序，直接向法院起诉。但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被害人提起自诉，原来的公诉案件就变成了自诉案件，被害人一方作为自诉人，就负有举证责任，而这绝不仅仅是阐述基本事实和理由那么简单，必须拿得出能满足庭审标准的过硬的证据来支持，而这恰恰是作为个人很难做到的。虽然法律也规定了一旦法院受理自诉案件，检察院应将有关案件材料移送法院，但真正执行起来，效果也大打折扣。
在这之后，法院也是一道关卡。就算最终检察院得以提起公诉，如果疏通了法院的环节，法院即便判定被告人有罪，照样可以判处被告人缓刑，甚至可以免除刑事处罚，这些都是白纸黑字地写在有关的法律里，在现实司法活动中也有大量的实践。杨毅前不久刚刚听说一例最新的判决，被告人因防卫过当致人死亡，法院判定故意伤害罪成立，但被告人却被免于刑事处罚，当庭释放。
如果真有人打算捞展鹏，这些都是可行的途径。而更为吊诡的是，作为展鹏的辩护律师，杨毅必须秉持有利于被告人和无罪推定的原则，这些是对一个刑辩律师最基本的要求。杨毅对大学时的律师实务课记忆犹新，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开宗明义，一开始就阐述了刑辩律师应遵循的六项原则，除了第一条自我保护原则外，其余五条都和有利于被告人有关。执业以来，杨毅也的确是照此身体力行，这些原则已经成为渗入他骨髓的信念。
也就是说，自从接受张静的委托，担任展鹏的辩护人，杨毅在了解基本案情的基础上，首先就要对案情进行无罪推定，寻找一切指向嫌疑人无罪的线索和证据，不能先入为主地认为嫌疑人有罪，并据此向警方和检方申辩嫌疑人无罪和轻罪的理由，争取不刑拘、不批捕、不起诉，或者在庭审中，进行无罪和轻罪的辩护。而所谓的基本案情，只能来源于嫌疑人的供述、警方和检方提供的材料，即便自己掌握了其它线索，也因或许有先天的倾向性而不利于嫌疑人，必须暂时先被屏蔽。
当杨毅在睡梦中醒来，意识到自己在展鹏的诉讼过程中，夹杂着某些自我情绪，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这绝对与他的理念相冲突，而理念的自我冲突是最令人感到痛苦的。
暗夜中，他摸索着点着一根烟，看着香烟顶端的光亮一闪一闪，他的嘴角不禁泛出一丝苦笑。李东旭真是下了一盘好棋，无论他是有心还是无意，他都把杨毅置于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让他在自己的真实情感和执业理念的冲突中挣扎不休。杨毅明白，哪怕自己只再做一天律师，他也是个法律人，他就无法漠视他所崇尚的基本原则。
不仅如此，李东旭还施加了另一种无形的压力——展鹏的家人。无论是展母、展晖，甚或是张静，在越来越多地介入展鹏的家庭生活后，杨毅无奈地感受到某种动摇。在王可事件中，剔除感情因素，展鹏究竟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杨毅陷入苦苦的思索中。
但是王可——杨毅的心隐隐地抽搐着，茫然若失。
接连抽完两根烟，房间又重复黑暗，杨毅的脑海中闪过李东旭的面孔，第一次对他恼恨起来。
这条法律规定虽然是基于对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保护，但也为有心人提供了一定的灰色空间，而个别拥有政法资源的人应用起来更是得心应手。杨毅能想象到，作为本案，刑警队已经完成了所有形式上的侦查工作，不易再被外人指摘诟病，即便退侦后检察院不起诉，他们也不用承担太大的责任，只是相关承办人在考核方面受一些影响，就像当初丁祥和杨智军在自己的案件中一样。对于刑警队来说，这或许是一个乐见的局面。
但这需要检察院能提供充分的配合。不说上级检察院的监督、可能的对公安机关提请复核和被害人申诉的审查，单在检察院内部，不起诉决定也要报经检察长和检委会批准，这从来就不是一两人能私下决定的。运作不起诉的人，至少要打通刑警队、上下两级检察院三个环节，才能确保有运作成功的可能性，但这一切，对于李东旭及其身边的人来讲，似乎不是个无法逾越的障碍。
如果一旦检察院做出不起诉决定，被害人只能通过法定途径进行自我救济，而救济途径只有两种，申诉和起诉，无论哪一种，都荆棘丛生，举步维艰，杨毅做了这么多年刑辩律师，对此深有体会。
鉴于王可作为被害人已经死亡，他的近亲属可以以他的名义向上级检察院申诉，请求提起公诉，或者在检察院维持不起诉决定的情形下，向法院提起诉讼。当然，他的近亲属也可以不经申诉程序，直接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