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的北京，天气炽热无比。刚一走出机舱，柏玉京便觉得一股蒸腾的热浪席卷而来，暴露在阳光下的皮肤顿时就像要被晒裂一样隐隐作痛。他稍稍皱了一下眉头，便快步走下舷梯。

一出首都机场的出口，柏玉京便看见杨永贤和司机小胡正在向自己的方向张望着。杨永贤的和众资本已经成功并购了连众，他也把总部从春城搬到了北京。

此时，杨永贤也看到了柏玉京，一边向他挥手，一边招呼道：“玉京！”

柏玉京快步走到杨永贤身旁，笑着说：“告诉你不用接，我打个车挺方便的。”

杨永贤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柏玉京，不以为然地说：“常言说，道法自然。我刚好在北京，如果明知你来而不接，这分明不就是有悖于正道吗？”

柏玉京笑笑说：“你无论做什么都师出有名。”

“北京欢迎你。”杨永贤也笑了，他一手接过柏玉京的行李，然后拍了一下柏玉京的肩膀说，“走吧。”

“我来吧，汪总。”小胡见状，急忙从杨永贤手里接过行李，用一种不急不缓的步伐在前面带路。说话间，三人已出了大厅，向停车场的方向走去。

柏玉京和杨永贤都坐进了一辆黑色“奥迪Q7”的后排座位。小胡把行李小心翼翼地放进后备箱，然后平稳地把车驶出了停车场。

“给你订的长城饭店。”杨永贤歉意地看了一眼柏玉京说，“我一会儿还有个会就不能陪你了，刚刚并购了连众，这一段时间我是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啊。”

“我知道。”柏玉京掏出一盒烟，递给杨永贤一支，一边点烟一边说，“你有事先忙，不用管我。”

杨永贤继续说：“晚上我已经安排好了，咱们一定要一醉方休痛痛快快地喝一顿。”

“虽然酒量不敌你，但也只好舍命陪君子了。”柏玉京悠然一笑，看了看表说，“我和黄长生约好了9点半见面。”

杨永贤也看了看表，随即对小胡说：“先去南溟集团总部，然后你送我到公司，再回去接柏先生去酒店。”

“小胡帮我把行李放到酒店就行了，不用过来接我。”柏玉京摆了摆手说，“还不知道要谈多久呢。”

杨永贤想了想说：“也好，那就让小胡晚上直接去酒店接你。”

柏玉京点了点头，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无论我和黄长生谈得结果怎样，我跟你说的那件事，你都要预先有个准备。”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杨永贤若有所思地吸了一口烟，轻轻地吐了出去。

汽车行驶了30分钟，来到了南溟集团总部的所在地——南溟大厦。南溟大厦坐落在一处虽不算十分繁华却极为宽阔的街道旁。大厦门前的广场上不时有步履匆匆的行人穿行而过，几个穿戴整齐，身着制服的保安员在来来回回地逡巡着。

小胡选了一处离大门最近的地方停下车。柏玉京同他们道别之后，便举步进了大厦。

他在一楼大厅的平面索引图上看了看总裁办公室的位置，便乘电梯直接上了8楼。

黄长生的办公室很宽敞。整个200多平方米的空间，被分割成了里外两间。外面是秘书办公的地方，里面是黄长生的日常办公所在。

秘书见有个陌生人进来，便停下手里的工作，站起身彬彬有礼地问道：“请问是柏先生吗？”

柏玉京点头答道：“是我。”

秘书急忙走过来，微笑着说：“黄总正在等您，请跟我来。”

柏玉京跟在秘书的身后，走向里间黄长生的办公室。秘书轻轻地敲了敲门，里面传出黄长生那威严中透着平和的声音：“请进。”

秘书推开门，恭敬地说：“黄总，柏先生来了。”

“快请进！”黄长生急忙从座位上站起身迎了出来。

“柏先生，快请！”黄长生一边和柏玉京热烈地握手，一边热情地把他让进了屋内。那情景宛如几十年未见的老友重逢一样分外喜悦。

柏玉京也面带笑容，在沙发上坐了下来。他简单打量了一下四周，里间虽然比外间大出了几乎三倍，但布置得却十分简朴。墙的西北角摆一面硕大的书架，里面陈列着厚重的‘四库全书’。靠近班台南面的墙上挂着一幅装裱好的横幅，上面龙飞凤舞，气势如虹地写着四个大字“挟山超海”。地上和窗台上摆放着鲜花盆景，让室内的氛围愈发显得的和谐融洽。

秘书端上茶水，黄长生低声叮嘱道：“无论什么人来找我，一律不见。”秘书会意地答应了一声，退身而出。

黄长生在柏玉京侧面的沙发上坐下，歉意地说：“本来应该我去春城拜会您，可临时接到通知，今天晚上要出差去长沙，这一走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所以，真不好意思柏先生，让您大老远的跑一趟。”

柏玉京淡淡地笑了笑，说道：“黄总太客气了，应该我来拜会您才对。”

两人又略微寒暄了一会儿，黄长生随意地说：“柏先生这些年来一直在外资公司和内资企业做高管，我在美国时

也考察过一些当地的企业，人家的管理经验和方法的确先进，非常值得咱们的企业去学习。可是，不怕您见笑，这到底应该怎么跟人家学，我是到现在都还没能理出个头绪来。听沈思说，柏先生博学多识，我想请柏先生帮我再理一理。”

柏玉京心里非常清楚，黄长生这看似不经意的一席话，早已在不动声色之间发招了。这是要称称自己的斤两究竟如何。看来这次特殊的“面试”程序已经悄然启动了。

“黄总谦虚了。”柏玉京字斟句酌地说，“其实，我们这个民族有一种爱走极端的性格。要不什么都信，信天、信地、信鬼、信神、信菩萨、信佛祖、信上帝、信别人，就是不信自己；再不就是什么都不信，不信天、不信地、不信鬼、不信神，也不信别人，只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有‘神功护体’，洋人的枪炮根本奈何不了咱们。如此一来，就使得我们的企业面临两种风险：一是好不容易学来的管理方法却根本套用不上自己的企业；二是全盘照搬外资企业的管理办法，到头来才发现根本就是水土不服。我认为，在这方面，日本和韩国的企业做得比较不错。日本的企业既学美国又学中国的《孙子兵法》，但是不管学谁，它都是以自己为主。韩国的企业既学美国又学日本，可到最后既不是美国的也不是日本的，而是独属于他自己的。”

柏玉京停顿了一下，继续说：“这其实与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不无关系。从小我们就被教育要多学习别人的优点，要多看别人的长处，以期望自己可以成为别人，或者试图少走弯路。可即使就算你学习了别人的优点，也不可能成为别人。更何况，有的路如果不走又怎么知道是弯路呢？”

黄长生闻言哈哈一笑说：“这个道理有点像武侠小说，就算令狐冲学会了独孤九剑，但他永远也无法成为独孤求败。”

柏玉京淡淡一笑：“令狐冲只要做自己就很好了，为什么偏偏要做独孤求败呢？当然，也没有人能否定，令狐冲的成就就在独孤求败之下吧。”

黄长生略一沉吟，随即又问道：“柏先生以为，哪些是可以学，哪些又必须是靠自己悟到，证到的呢？”

柏玉京回答：“技巧层面的东西可以学，而智慧却无法学习别人的。”

黄长生沉吟了片刻说：“柏先生的意思是集大成者，必以我为主兼收而并蓄？”

“看来黄总的心中早就有了答案。”柏玉京微笑道，“学习绝对不是单纯的模仿，更不是原有固定知识的累积。学习是一种过程，一种永不停止的创造过程。”

黄长生不置可否地笑了笑，随即问道：“您刚才说我们这个民族爱走极端，可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一向主张中庸之道吗？这又怎么解释呢？”

“正是因为我们不够中庸，才更希望中庸的缘故。”柏玉京说，“从‘焚书坑儒’到 ‘独尊儒术’，从‘洋务运动’到‘扶清灭洋’，从‘大跃进’的超英赶美，再到‘文革’的‘全国山河一片红’……您想想，古往今来，我们因为极端而丧失机会的事还少吗？中国的企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有一段时间大家都说是体制的问题。可体制好了，企业还是不行，于是，就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说中国企业缺少像比尔盖茨那样的企业领袖。制度完善了，企业领袖也具备了，却为什么还是竞争不过外国公司呢？这时，又有人说是中国缺少职业经理人，中国的企业没有实力……您说，我们做事不极端吗？没有好的机制不行，有好的机制没有好的企业领袖，好的职业经理人也不行。道理就是这么简单，缺乏了哪一条都不行，单独有哪一条也不行。原本多数正确的事情也由于极端而变得不正确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我以为，只要能够正确地理解并灵活地运用中庸之道，仍不失为一种系统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黄长生又是一笑说：“可现在中庸留给人们的印象就是贬义词。如果谁一不小心提到中庸，立刻就会被斥之为折中主义。”

柏玉京说：“这本身又是一种极端的表现。就像前一段时间有人展开了 ‘中医好，还是西医好？’的对比，甚至还有人大肆宣扬要取缔中医。为什么一提到中医就必须要忽略西医，为什么一提到西医就偏偏要否定中医呢？要说到主义，这个问题提出的本身就是极端主义，中医和西医并不对立，或者说至少没对立到有我就不能有你的程度。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讨论来讨论去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还有些人，一谈到改革开放，就否定原来的计划经济。其实大可不必这样，什么样的历史时期做什么样的事。我以为，不空谈主义，不极端做事。因为，往大了说误国，往小了说误事。”

听了柏玉京的话，黄长生似乎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柏玉京则端起茶杯，悠闲地喝着茶。过了半晌，黄长生诚恳地叹道：“听了柏先生的一席话，真是受益匪浅。我还有一事不明，还望赐教。”

“黄总言重了，还是叫我玉京吧。”柏玉京微微向前探了探身体。他知道，下面才是黄长生最关心的问题。

“是这样玉京，让沈思做饮品公司的总经理我能接受。尊重你个人的意愿，在幕后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