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国的军事力量在秦昭襄王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秦国通过与齐国、韩国、魏国的联合行动以及自己的单独行动，使楚国受到重创。为了进一步稳固东方六国的局势，消灭对自己有威胁的力量，秦国开始进一步加强对楚国的打击。

楚国与齐国的联合，给了秦国进一步进军的理由。这次，宣太后与秦昭襄王一起上演了一出“鸿门宴”。

秦国之所以会采取这个策略，是有着充分考虑的。此前，即周赧王十六年（公元前299年），秦军对楚国发动了进攻，攻陷了楚国8座城池。秦国虽有灭亡楚国的实力，但是列国正处于隔岸观火的状态中，只要秦国威胁到他们的利益，列国必然会再次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秦国。还有一点不可忽视，楚人历来悍勇，秦国想要彻底地灭亡它绝非易事，还很可能会陷入战争的泥潭不可自拔。到时齐国、魏国、韩国便会就此机会进攻秦国。

有鉴于此，秦国向楚王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书信，邀请楚怀王到武关谈判。楚怀王正拿不定主意时，一位大臣向前进言道：“大王最好不要去赴约，秦国不守信用，不值得信任。”这时楚怀王的一个儿子却说：“秦国是好意，为何拒绝？”于是楚怀王便决定会见秦昭襄王。

正如那位大臣所言，秦昭襄王并没有按照约定到武关，而是用卑劣手段将楚怀王挟持到秦国的咸阳，以此要挟楚国向秦国割让土地。楚怀王坚决不接受这样的条件，结果被秦国关押起来。

消息传到楚国后，大臣们为国家安全考虑，决定另立新君。

然而，当时楚国太子却正在齐国做质子。楚国上下可谓乱成一团，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无君，楚国不可没有掌舵之人。于是，楚国文武百官多数建议，既然太子不在国中，就让楚怀王的一个庶子为登基之人，一者，可以稳定当前楚国的局势，二者，可以防备其他国家的不轨。

可是他们没有考虑到的是楚怀王子嗣众多，如果册立庶子为君王，合乎规矩的人就太多了，眼下国际局势不稳，楚国随时都有被倾覆的可能。同时楚国内部也是风云暗动，如果册立庶子，名不正言不顺，政局必将动荡不堪，原本想要的结果，就会恰如其反。

这一切，只有昭雎看得清楚明白。

昭雎为楚国的贵族大臣。平生做过很多错事，例如楚怀王时，命屈原出使齐国说服齐与之联合，而他竟然暗通张仪，致使合纵的计策就此失败。后来，齐国、秦国联兵攻楚国，面对秦军的进攻和楚怀王的命令，他竟然坚持“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对楚军的困境置若罔闻，致使楚将唐昧兵败身死。直到楚国衰微，他终于改过自新，暗想如果继续下去，国家必定不得保全，自己的功名富贵也必将成为梦幻泡影。所以在楚王即将赴秦国之约时，昭雎便力劝怀王勿去，可惜为令尹子兰所阻，楚怀王终于难逃厄运。

昭雎明白唯有太子横回国主持大计，楚国才能够在风雨飘摇的动荡之中稳定下来。于是，他决定派遣得力人手作为楚国的使者，前去齐国将太子横接回。

使者来到楚国，依照昭雎早就定下的计策，向齐王撒谎称道，楚国国王已经在去秦国之后身死。当时齐国是东方强国之一，国内自然不乏能人异士，他们虽然不能预测楚王的生死祸福，但是对于局势的分析还是很明晰的。

最终齐国得出结论：楚王很可能出事了，但是不一定死亡，楚国群龙无首，所以要接太子回去主持大局。齐国当然不会就这样让太子横回去，太子横若想回国即位，需答应齐国的条件：拿淮河以北的土地交换。

当时在齐国担任国相的，正是闻名天下的孟尝君。

孟尝君，历史只记载了他卒于公元前279年，妫姓，田氏，名文，因而更多的人称其姓名为田文。其和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并称为“战国四公子”。

此时此刻，孟尝君正作为齐国的股肱之臣，为齐国国王出谋划策。

齐国人认为楚国要找一个人担任君王并非难事，然而要楚国奉献其淮河以北的土地给齐国，无异于是虎口夺食。因此，孟尝君进言说道：“楚国除了太子羋横之外，还有很多王子可堪大任，此次如果齐国不答应楚国的要求，不仅会就此和齐国结怨，还会让齐国背负背弃盟约的骂名。如果楚国一怒之下，立了其他人做了楚王，那么羋横在齐国手中，又有什么用处呢？到时怕羋横就成了齐国的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战国策·楚策》）

齐国上下闻言，都觉得孟尝君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将太子羋横送回楚国，他就是楚顷襄王。太子羋横之所以能够安然回到楚国坐上王位，昭雎的功劳无疑是最大的。然而楚顷襄王在位时，却并没有就此重任昭雎，反而让子兰做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国位子。

可当初正是子兰的建议，楚怀王才会深陷秦国、前途未卜，何以楚顷襄王会闻而不察呢？其实楚襄王的心思正和后来的宋高宗一样，他们并不是“名正言顺”的获得国君之位的。对楚顷襄王而言，若不是子兰，他也许就不会登上王位，所以他才会对子

兰“闻而不察”。

无论如何，楚国暂时免于战乱，江山得到了暂时的保全。太子横是最大的受益者，取代了楚怀王，开始了顷襄王的时代。秦国宣太后和昭襄王本以为借机会扣押了楚怀王，楚国会就此大乱，秦国可趁此从中渔利。没想到他们的计划泡汤，只能重新调整战略目标，开始新的战略运作。

“鸿门宴”没有起到预定的效果，宣太后和秦昭襄王决定用武力震慑楚国。

楚顷襄王元年（公元前298年），秦军由武关出击，将楚军再次打败，杀死楚国5万士兵，夺取了析邑等15座城。楚怀王在这一时期逃脱秦国的魔掌，但中途被捉回。此时的怀王，已经被秦国当做了一个战利品，虽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是其威慑力却是存在的。三年后，楚怀王幽怨不已，病死在咸阳，秦国这才把他的尸体送返。

楚顷襄王即位之后，不仅没有励精图治，想办法营救父亲回国，共同图谋楚国的强盛，反而整日沉醉在歌舞升平、声色犬马之中。这样的楚国如何抵挡得住强秦的进攻呢？

春秋战国时期，一国趁着与别国君主会见的机会将其囚禁或杀掉，并不罕见。楚国也使用过这种手段，秦国囚禁楚怀王一事反而成了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了。但秦国扣押楚怀王对各国的威慑力特别大，因为楚国对东方各国而言仍是强国，其君王竟被秦国囚禁，可见秦国的实力已在楚国之上。

楚国百姓极重感情，尽管楚怀王对不住国家，他们仍然很怀恋楚怀王，视他为一国之君。怀王尸体运回后，楚国百姓万分哀痛。

痛定思痛，百姓将楚怀王的死归咎于公子子兰。如果不是公子子兰劝楚怀王赴会，楚怀王就不会死。

公子子兰因劝楚怀王赴会被指责，与他持相反观点的屈原就会被称颂。在楚国，屈原品行高洁，智慧与才华兼具，深得民心。楚怀王不听屈原的建议，最终客死他国，这更能提升屈原的身份地位。

楚国百姓重感情，屈原也是重感情之人。楚怀王生前未能善待屈原，但屈原对楚国的赤胆忠心不减。

《史记》记载，屈原“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意思是，屈原不忘怀念君王，复兴国家，扭转乾坤，在他的文章中多次表达此种情志。

尽管屈原忠心耿耿，情志拳拳，却始终无法一展抱负，满腔爱国之情却无处施展。屈原很爱国，他感情丰富心思细腻，为国家的衰微感到痛惜。一个感情丰富且心思细腻的人长期遭遇排挤，借助才气，不免要发发牢骚。

屈原认为，楚怀王不用忠臣，一味听信张仪、上官大夫和子兰之言才导致军队惨败，丢失土地，最后落得客死他乡的下场。

于是屈原作文章大发牢骚抱怨子兰，子兰大怒，命上官大夫中伤屈原。几个掌权的人合力整治一个无权的人是最容易不过的事。在上官大夫和令尹子兰的煽风点火下，顷襄王偏听偏信，屈原就被放逐了。

一片忠心却接连遭受贬退、流放、放逐，就算坚毅如铁的人也会有灰心的一刻。被放逐的屈原来到汨罗江畔，披头散发，步履摇摇，一边走一边吟叹，真是“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苏秦游说秦国不成，归家时颜色憔悴。那时的苏秦还不知道家人抛弃了他，现在的屈原却感觉到整个世界都抛弃了他。对屈原这种深怀理想的人而言，如果不能实现理想，宁愿死得清白。

一位渔夫见到屈原，问他为什么到汨罗江。屈原心痛地说了几句话——“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一句，将贤才被弃的失意、痛心表达得淋漓尽致。

渔夫告诉屈原，“举世皆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

而屈原回复渔夫，“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夫对屈原说，如果一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最高境界，他对事物的看法就不是死的，而是随着世俗风气而改变。既然全社会的人都污浊，就应该随波逐流，甚至推波助澜；既然所有人都昏昏醉醉，就应该陪他们大喝痛喝，甚至吃酒糟。

但理想是不甘于向现实拜服的，屈原说，刚洗过头的人，一定要弹去帽子上的灰尘；刚洗干净身子的人，一定要去除衣服上的灰尘。如果一个人是干干净净的，怎么能容忍尘垢沾染呢？

由此可见屈原品行之高尚。屈原品行高洁，宁愿做一块破碎的美玉，不肯掉落泥尘遭受污染。齐王却只要能够保全自己，即使当一块乌黑油腻的瓦片也甘愿。

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就这样凸显了出来。

最后，屈原表示，宁可投江而死，葬身鱼腹，也不愿让自己的清白遭受世俗的污辱。话都说到这个地步，屈原死志已决，无可挽回。

面对淼淼江水，想到自己的一身清白，屈原写了一篇《怀沙》。在《怀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