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关于中国问题讨论结束后的两个多月，代表团没太多事，顾维钧甚至邂逅了未来的老婆黄蕙兰。

他已经因为政见不合与唐绍仪的女儿离了婚。

黄蕙兰生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父亲是印度尼西亚华侨的首富，印尼糖王。

有钱的就想找有权的，黄蕙兰生活锦衣玉食，但他们的家庭在权力上一直无法更进一步。

顾维钧邀请黄蕙兰去了一趟枫丹白露，乘坐一辆配有专职司机挂着外交牌照的汽车，听歌剧还是去的国事包厢。

黄蕙兰心中非常满足，随即答应了顾维钧的求婚。

此后黄蕙兰靠着他老爹的钱，又帮了顾维钧不少忙，她也成了外交场上的贵夫人，和不少欧美要员见过面。

李谕没必要打搅别人的好事，刚好遇到游历了一小圈的梁启超和蒋百里。

“任公，欧洲之行感觉如何？”李谕问。

“不过尔尔！”梁启超似乎颇为失望，“我在伦敦游历时，居住的是一等宾馆，每天连饭都吃不饱，几天下来更没见着一粒糖。煤炭供应不上，屋中异常寒冷。战争结束了尚且如此，真不知道战时是怎样。”

李谕笑道：“难怪任公买了新衣服，原来是冻的。”

梁启超说：“巴黎、柏林、凡尔登更加惨不忍睹，现在的欧洲简直处处在抢面包。西方之科技强自然强，破坏力也要强太多。”

李谕说：“真比起破坏程度来，自然界的暴力或许远不及人类。”

蒋百里顺着说：“野蛮人的暴力，又远不及文明人。”

“总不能以暴力的高低决定文明程度的高低，”梁启超有些无奈地说，“亲身来到欧洲后才发现，这里与国内精英分子幻想中的天堂完全不是一回事！在我看来，西方文明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并没有真正进步，反而陷入了利己杀人、寡廉鲜耻的状态。”

“好像一直都是这样……”李谕说。

梁启超说：“所以说西方同样存在巨大缺陷，但这种缺陷正是我们所具有的。将来我们必然要走融合中西方文化的道路才可。”

没有穿越者的视角，梁启超能看到这么本质的东西相当厉害。

李谕说：“中西方本就不同，全盘西化是那些没有来过欧洲之人的幻想，取长补短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梁启超深以为意：“疏才是西学大家，一语中的！我国多年来效仿西方而不能成，因素很多，可以说二者社会政治的固有基础全然不同。正是这种文化差别，让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变法维新屡遭失败，就连最基本的议会制都没有学过来。”

李谕说：“欧美有议会制的基础，他们一直是精英文化和贵族文化，习惯了少数人决定大事。”

“是啊，”梁启超说，“所以他们才能做到让少数精英代表全体人民。中国则不然，自从秦汉以来，久无阶级，短时间想学习英法，少了根基，必然失败。”

李谕说：“没有阶级也不见得是坏事。”

“当然是好事，”梁启超说，“经济同理，西方经济强，缘于资本主义，但战争的爆发，说明资本主义乃是一种不自然的状态，并非合理组织，现在虽十分发达，却已走到末路，且积重难返，不能挽救，势必破裂！中国学资本主义而未成，说不定是天大的运气。”

蒋百里说：“欧洲有些人应该看出来了，也在变法，比如俄国，可惜不能去一趟圣彼得堡。”

“提到列宁这个人，”梁启超说，“我倒觉得在欧洲政客中，以人格论，当以列宁为最。其刻苦之精神，忠于主义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因此他的主义能见实行。”

这都是梁启超的原话。

李谕说：“经过欧洲一行，任公好像变得更加乐观了。”

梁启超说：“没错，我现在越发觉得，对于中国的未来，根本无需悲观。西人作茧自缚，中国固有的文化底蕴乃是最符合未来世界潮流的。只要我国从少年抓起，从培养高尚人格做起，融合东西，砥砺前行，必然可强盛！”

已经记不清是梁启超多少次思想转变了。

蒋百里同样信心倍增：“见过德国失败后，我准备写一本书论证其失败根源，以为警示。”

他当年可是非常崇拜德国。

李谕说：“期待先生成书。”

“我已经写了一些笔记，”蒋百里说，“对了，几天前我们刚到巴黎时，这批手稿差点被盗。我们下榻的公寓进了贼，箱子被翻得乱七八糟，以为堂堂欧洲大陆文化中心的巴黎，盗贼竟如此多，没想到却找到了一张纸条。”

他从怀中掏出了一张纸，递给李谕：“上面是用法语写的，‘很抱歉误闯了您的房间，随信附上10法郎，用以赔偿您的玻璃和百叶窗’，落款则是黑夜工人。我头一次见这么讲究的盗贼。”

李谕拿过纸条：“黑夜工人？这不是那个法国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吗？”

梁启超说：“无政府主义？欧洲还有这种奇怪的东西？”

李谕说：“具体什么是无政府主义我不太了解，不过黑夜工人的创始人是个奇人，他叫雅各布，是响彻整个法国的侠盗，专门劫富济

贫。”

“哦？”梁启超有点感兴趣，“在这个社会里出现这种人物想想也合理。难道我们遇到了这位侠盗？”

“并不是他，”李谕说，“雅各布十多年前就被警察抓住，流放到了圭亚那。”

“圭亚那在哪？”蒋百里问。

“南美洲。”李谕说。

屋子里有个地球仪，李谕给他们指了一下。

蒋百里咋舌道：“法国竟然把监狱建这么远？”

“因为法国权贵们太怕这个人了，他的社会影响力又大，不能判他死刑，只能流放到圭亚那，尽可能消除其影响力。”李谕说。

梁启超说：“难怪我在报纸和书刊上都没怎么听过这个人。”

李谕说：“无政府主义本来就不是什么范围广大的组织，非常小众。雅各布出名全靠他劫富济贫的行为，据说当年他每劫掠一个富人，都会留下一张纸条，写上‘在下是个盗贼，但只会光顾那些真正盗贼的家’。”

李谕突然想到了幼时看过的一部非常性感的动漫《猫眼三姐妹》。具体情节早就记不清了，只记得性感的二姐还有紧身夜行衣，以及三姐妹每次偷盗完成后，都会留下一个标记。

梁启超大笑道：“一个盗贼竟然能说出这么有深度的话。”

“他不是个简单的盗贼，”李谕说，“雅各布在留给被盗富人的纸条上会写下‘阿提拉’一名。他培训出的其他盗贼则会留下‘黑夜工人’这个组织之名。”

梁启超说：“阿提拉就是那个被欧洲人称作上帝之鞭的匈奴王？”

“对，”李谕说，“雅各布那几年间作案规模估计有数百万法郎，但他全都捐给了无政府主义组织还有穷人，自己没留下多少。可惜他在1903年时失手被抓。当年对他的庭审相当精彩，堪称法国版的舌战群儒，对峙的被盗者有数十人。

“有个被他盗窃股票的商人，控诉雅各布给自己带来的损失多么惨重。

“雅各布问：你买这些股票花了多少钱？

“商人说：1200法郎。

“雅各布说：那么小偷不在你面前，小偷是卖你股票的人，因为我认为这些股票一文不值，直接烧了。

“类似的故事数不胜数，所有被盗者都被他辩论得哑口无言。庭审经过报道后，雅各布成了一个大名人，据说当时每天都有数千人在法庭外面唱《国际歌》。”

梁启超说：“有点意思，我准备把这个故事收到我的《欧游心影录》中，他还活着吗？”

“雅各布正在圭亚那服刑，应该活得好好的，”李谕说，“要是任公准备写书，他当时在庭审判刑后的那篇演讲，更加精彩，同样可以收录下。”

梁启超问：“什么演讲？”

李谕说：“雅各布的演讲叫做《我为什么是一个盗贼》，他说，

‘在我们这个时代，揉面粉的人缺少面包，做了几千双鞋的鞋匠露出了自己的脚趾，织布的工人衣不蔽体，建造宫殿的石匠在小屋子里苟且偷生。

‘什么都生产的人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生产的人什么都有。

‘所以盗窃是归还，是收回。与其祈求我应得的东西，我更愿意一步一步与敌人做斗争。

‘我一有了良心，就毫不顾忌地偷窃了。’”

梁启超忍不住鼓掌道：“精彩的故事，精彩的演讲。原来欧洲还有这么多主义、这么多思潮，我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回去后就会查阅一下何为无政府主义。”

蒋百里说：“我则看出另一层意思，就是因为不满的人太多，才有这样数不胜数的不同政见，想寻破局之路。”

“百里说得也很有道理。”梁启超在笔记本上简要记了下来。

至于那个侠盗雅各布，在一名记者的奔走下，1927年才被释放回法国。不过他此后再也没去大力主张无政府主义，因为他被一个问题困住了。

在圭亚那时，雅各布还在不遗余力宣传自己的主张，直到有个老工人问了他一句话：“那我退休之后该怎么办？我衰老后不能劳动，就成为你口中的食利阶级。而且政府给的养老金又没人发，我该如何活。”

这个在法庭上把一众法国富人喷得不敢回话的猛人当场呆住了。

他一辈子没能想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活到75岁时，雅各布选择自杀，他留了一张纸条，上面竟然是写给可能进他家的小偷：“衣服洗了，也烘干了，但是没熨烫。橱柜里有豆荚、面包片，旁边还能找到两升葡萄酒，不必害怕，为了你的健康干杯！”

这位奇人心中最怀念的还是当年做侠盗的日子。

而他一直找不到的那个答案，正好又串联上梁启超游历欧洲后的感悟。

——即人心中的良知。在无政府之下，老人想要善终，只能依靠其他人的良知与善心。

梁启超认为现在的西方功利盛行，正是缺少了礼义廉耻与道德。

雅各布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也隐隐看出了这个问题，才会去做个所谓的“盗贼”，劫富济贫。

可惜此时西方的良心已经被偷走了。

聊到和会一事时，梁启超更觉得西方还有小鬼子太没良心，不过他也气愤于北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