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大家对大清可谓深恶痛绝，其实民国老百姓也不喜欢，对于袁世凯大张旗鼓给逊清太后搞葬礼的事情并不上心。

但袁世凯肯定要这么做，一来他本人作为前清官员，对隆裕多少还有那么一点旧情；二来要表示出人权和平等嘛：虽然被关起来了，但这些皇室大家也要当成公民……

出殡当天，李谕观看时被人拍了拍肩膀，回过头发现是个洋人。

“大英帝国皇家学会外籍院士李谕先生？”洋人问道。

“是我，”李谕点点头，“阁下是？”

洋人回道：“本人来自苏格兰爱丁堡，你可以叫我庄士敦。”

原来是末代皇帝溥仪的最后一任帝师，李谕同他握手道：“你好。”

庄士敦在中国已待了十多年，名字是他自己起的，也有音译成分，英文写作“johnston”。

庄士敦望了一眼出殡队伍说：“看到贵国还保有一部分传统，我深感欣慰。”

李谕问道：“您指的是对逊清太后的礼仪？”

“没错，”庄士敦说，“几千年的传统不可能一扫而空。”

李谕说：“中国要变强，如果帝制是一种阻挠，必须废除。”

庄士敦却缓缓说：“如果在漫长的改革过程中，中国逐渐轻视并放弃几千年来赖以依靠的所有支柱，同时使自己所有的理想、生活哲学、道德观念和社会体制全盘西化，的确会变得富有、进步与强大，甚至会成为世界之霸；但也会因此而丢掉更多优秀而伟大的品质、幸福来源，所有值得自尊自强的东西都将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将是成千上万个村庄派出所！”

李谕愕然，这种说法挺有迷惑性的。类比一下，要是一百年后说出来，就像某位好莱坞大影星站在一片废墟的伊拉克战场上，说出那句：“虽然他们一无所有了，但至少他们自由了！”

显然是很槽淡。

不过终归是帝制刚刚消亡的年代，迷茫的中国人都很多，更何况老外，而且眼前的庄士敦没有那么傻。

但李谕还是说道：“有些东西是糟粕，有些东西是精华。如果不小心把糟粕当成精华吃了，肯定比吃了一口牛粪还要难受。”

庄士敦又说：“现在的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社会实验场，虽然有美国与法国成功之例在前，不过中国的变化太快，让人猝不及防，很多东西无法跟上。”

李谕沉稳道：“庄先生不要着急，该跟上的早晚会跟上。”

庄士敦说：“美国经历过惨烈的独立战争和内战，法国人也曾在欧洲四面楚歌。而中国的情况不一样，她已被强敌环伺，强敌们不会安然看着她度过阵痛期。”

李谕没想到这个当过英国外交官的苏格兰老头竟然关心中国的未来，真是罕见。

庄士敦也是个由中国通进化而成的中国迷，对中国文化非常推崇。

早在庚子事变之后的1901年，他就在伦敦杂志上发文章指责基督教会传教士试图以宗教改变中国的做法。这一举动引起了英国宗教界的猛烈抨击，称他为“一个愿意生活在野地里的怪人”“英国的叛徒”。

李谕回道：“庄先生的推测值得肯定，不过这不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吗，哪有什么真正的友善？我们只能想办法自强。”

这下轮到庄士敦愕然了，他顿了顿才说：“如此一来，你们不就心甘情愿做了社会实验的小白鼠？”

李谕叹道：“不是小白鼠，只是困在笼中的猛兽。”

“你的比喻更加恰当，”庄士敦说，“或许会成为下一个日本国。”

李谕却说：“庄老师觉得像俄国那样满怀四处侵略野心的日本国很好吗？”

“当然不好，”庄士敦说，“可我不认为它还有更大的胃口。”

李谕说：“日本国从几百年前的丰臣秀吉时代起，就有以朝鲜国为跳板，觊觎整个大明的邪恶企图。如今它已完成第一步，并开始了第二步，此后便不会停止。”

庄士敦突然笑了：“那只能说明日本人还是太傻！中国再弱，也比印度强；日本再强，也不会比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强。它拿什么去实现自己的痴心妄想？而且，日本国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哪有徒弟对老师拔刀相向的事情？”

李谕冷冷地说：“有啊，不肖子孙呗。”

庄士敦的说法李谕作为一名穿越者比较认同，可惜没人能想到出现了法西斯与军国主义那帮疯子。

不过按照博弈论模型，疯子的出现是必然，哪怕预期结果再差。

日本人自己也清楚，它只有三个月的机会。如果中国不投降，选择继续硬刚，它就已经输了，此后的八年不过是日本人在硬拖，幻想一个梦里的美好结局。

反正李谕是个绝对的反日吹，从不觉得日本人好，更不觉得日本人强，它只不过是个有点狗屎运的疯狂赌徒。

自己要做的，就是尽可能让那时候的日本人犹如踏入地狱，拖全日本更多的男人“玉碎”。

李谕突然间

发现庄士敦脖子上戴着一串佛珠，诧异道：“庄先生应该是基督徒吧？”

庄士敦注意到了李谕的眼光，然后说：“我现在很喜欢佛教，这些年我去过四川、西藏，遍访五台山、普陀山、九华山，阅读了大量佛经，并接触了许多高僧，我发现佛教思想较《圣经》远为深奥。”

李谕觉得这个末代帝师越来越有趣了，他说道：“佛经是数以万计的僧侣在上千年时间里不断完善的，肯定比一本定格了两千年的古书有深度。”

庄士敦道：“可惜我研究得太浅，更来不及读不完那么多经卷。”

李谕问道：“庄先生此后要去哪？”

庄士敦说：“威海卫总督给公使馆发函，需要我去处理一些事务。”

李谕说：“庄先生下次来京城，可能又会看到新变化。”

庄士敦说：“我竟然一点都不想怀疑。”

——

冯如最近一直在忙天津飞机厂的事。

好在这时候建一个飞机厂貌似比汽车厂还简单，飞机跑道也要求不高，毕竟就那么一点起飞重量，只要地够平够硬，便足以胜任。

李谕没忘了委托张謇的纺织厂生产一批降落伞，张謇见到图纸时有些莫名其妙，不过听李谕说是能从数百米高空掉下来都摔不死的神奇装备后，兴趣大增，立刻着手派人制作。

李谕来到冯如飞机厂随便看了看，目前很空旷，只有两个大点的工棚。

冯如正与几名美国技师组装一台教练机，后面的仓库另摆着一架双翼机的零部件。

见到李谕后，冯如便拉过他来说：“李大学士，那几个美国技师我早就谈好了条件，每个月450美元，而且每年最少两个月的带薪假期。高是高了点，但再低的话，他们就坚决不同意来中国了。”

“我还以为多大价码，”李谕轻松道，“就按照你说的来，毕竟飞机厂是你的，我只是个投资人，怎么花钱你说了算。”

见李谕这么干脆，冯如有些惊讶，“可是朝廷只提供一块地和少量经费，其他费用都不管，这……”

李谕拍拍他的肩膀：“钱的问题你不用操心，只管做好飞机制造的工作。”

冯如坚定道：“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完成。”

李谕连忙说：“千万别忘了安全第一！”

冯如的进度不慢，感觉用不了几个月李谕就可以实现上天的梦想。

几天后，飞机厂又迎来了一批参观者，带头的人叫做秦国镛。

他首先拜见了李谕：“李先生，我们来自南苑机场，听说有中国人自己造飞机，特地来看一看。”

李谕客气道：“欢迎欢迎。”

大概在1910年的宣统时期，清朝就想发展航空业，派出了一批学员前往法国学习，并在南苑划出一片地建造机场和校舍。

南苑曾是皇家猎场，庚子事变中遭受了空前洗劫，清廷已丧失继续维持这么一大片猎场的能力，干脆选出一块地划成飞机场，也就是中国第一座飞机场——南苑机场。

这个时间相当早，对面的日本国第一座机场晚了一年才建成。

清亡后，袁世凯继承了飞机事业。北洋政府出资30万元，为南苑机场购进了12架法国“高德隆”教练机。

而且就在今年，北洋政府还会成立南苑航空学校，校长正是秦国镛。

值得一提的是，秦国镛是中国第一个驾驶飞机上天的人，他在1911年时驾驶教练机在南苑机场上空盘旋了三圈。

不过起步虽然不晚，民国的飞机制造却基本为零；航空事业不能说没有，只能说聊胜于无。

此后民国倒是有空军，奉军的空军一度还挺有实力。不过飞机全靠买，维护能力跟不上，所以民国时期的空军仅在抗战初期有一次亮眼表现，然后归于沉寂。

当然了，同时期的日本空军其实也就那样。小鬼子的海军航空兵确实有两下子，但陆军航空兵实力相比之下弱了不少。

原因很简单：小鬼子没钱更没资源。他们只能搞捷径，走质量取胜路线，希望借助伟大的武士道精神，实现一机顶十机的效果。

但众所周知，二战时期的飞机消耗量很大，欧洲战场上随随便便就是上千架次出动，而小鬼子的航空军只培训了少量精英航空兵。

而这种做法早在与苏军的诺门坎空战中就吃了大亏。开始几天小鬼子还能在空战中有来有回，想复刻当年日俄战争的丰功伟绩。

不过他们很快就发现，苏军的飞机越打越多，甚至来了新型战斗机，迅速落入下风。

就是说，想依靠质量（其实质量也没高多少）来战胜对方的数量优势，在大规模消耗战中完全不可行。再优秀的飞行员，一直参战也难逃被击落的命运，能活到战后都是侥幸。

一战时德国空军的王牌“空中死神”红男爵便是典型例子，他完成了击落80架敌机的惊人战绩，依旧在1918年命丧空战。

而日军的实力就那一点，拼没了就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