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岛在民初时开发得并不多，城区面积仅三四平方公里，差不多只有两个鼓浪屿那么大。

李谕登上厦门岛后，很快找到了陈嘉庚。

他刚刚组建了集美教育系统的第一所学校——集美小学。

为了尽快开学，陈嘉庚先使用了当地的祠堂和旧房舍，入学的学生有130多名。

站在校舍外，陈嘉庚对李谕说：“教科书我采用了商务印书馆参考你的讲义编写的新教科书，我太喜欢这些用上标点符号的书了，学生越早接触越容易接受。”

“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李谕说，然后好奇地问道，“陈先生要办的莫非是男小？怎么不见女学生？”

“我也想招女学生啊，”陈嘉庚无奈道，“但大家脑子里还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老想法，根本不愿意让女娃出来念书。”

李谕说：“那你告诉他们，旁边的小岛上已经有了女校。”

“说了也没用，”陈嘉庚道，“就算女娃娃的父母亲同意，爷爷辈也不见得同意；爷爷辈同意了，定了娃娃亲的男方家又不见得愿意。”

“牵扯这么多？”李谕道。

陈嘉庚说：“可能是男方家害怕女娃受了教育，不好管教。”

吕碧城最听不惯这种说法：“这不就是摆明了通过不让女孩受教育而束缚她们嘛！”

“可不是！”陈嘉庚的妻子王碧莲说，“所以这些人其实明白一点点道理。”

“可惜明白的不多，只有一点。”李谕叹道。

陈嘉庚说：“一时半会女校根本建不起来，我只能让夫人去挨家挨户再行劝说，等愿意送女娃娃上学的多了，再建个女校。”

李谕说：“小学分男女校，而且是偏义务性质的学校，投资就成了双份。”

“小学花不了几个钱，几所都不在话下，”陈嘉庚说，“我担心的是大学，我在上海考察过，疏才兄弟建一所大学，几年时间就投入上百万。”

李谕说：“确实是这样。”

“到时候再看吧，”陈嘉庚选择暂时搁置这些问题，“中学建起来还要花上几年时间，到时说不定能从南洋筹到款。”

李谕说：“有需要的话，陈先生随时联系我。”

“钱不是问题，”陈嘉庚满怀信心说，“但届时请你在师资方面帮帮忙还是有可能的。”

李谕立马同意道：“尽管开口。”

其实历史上陈嘉庚建设厦门大学时，在南洋的筹款并不顺利，一位华侨富商甚至直言道：“我宁愿死后被英国当局征收4000万遗产税，也不愿意花一分钱。”

陈嘉庚又带着李谕看了看他新建的罐头厂，李谕虽然不看好罐头产业，不过陈嘉庚在食品行业沉浸过多年，最少不会赔钱。

临走时，李谕捐赠给陈嘉庚了一台无线电报机，方便他获得最新信息，然后才返回上海。

吕碧城在船上还一直挂念鼓浪屿上的小妹，“希望南方的气候可以让她把身体慢慢养起来。”

“岛上有比较先进的医院，每隔半年查一次体，能把大事化小。”李谕安慰道。

吕碧城看着南方说：“只盼一切顺利。”

为了在船上消遣解闷，李谕买了一些书籍报刊，在报纸上读到了严复一篇关于共和国体的文章。

他在文中认为，目前世界上采用共和制的国家中，南美小国旋兴旋废，微不足道，只有美、法两个大国巍然屹立，势力足以左右世界。

而中国采用共和制后前途未卜，或许天佑华夏，一跃成为继美、法之后的第三个成功的共和国，震惊世界；或许将一泻千里，连沦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都不如。

李谕看后不禁笑出了声，——早在民国刚刚建立的第一年，国内的精英们就没有把印度放在眼里过。

可怜后世阿三处处拿咱们对标，竟然根本没有被正眼看过一次。

孟买天天想着碰瓷上海，其实李谕刚刚离开的厦门岛都够它喝上一壶。

额，话说厦门岛确实蛮强的，面积比香港岛大一倍，人口也更多，经济没差多少。

至于孟买……什么时候可以解决达拉维贫民窟再说吧。

吕碧城也看到了这篇文章，然后说：“离京前我见过一次严师。”

“他最近的情况怎么样？”李谕问道。

“气色多少不太好，”吕碧城说，“严师很喜欢北大校长这份工作，为之付出了许多，没想到却落得一个黯然辞职的下场。”

李谕说：“确实遗憾，如果没有严师傅，北大说不定早就解散了，根本开不起来。”

当时蔡元培主导的教育部与严复关于北大的争执不小，教育部甚至一度想取消北大，并且在教育部大会上提出了停办的动议。

教育部的理由李谕很能理解：他们认为北京大学自开办至清末十余年，学生班次虽有增加，但毫无成绩可言；国体变更后，社会各界对该校均表示不满，一年还要耗费二十万左右的经费。

民国初年北大的学生李谕见识过，什么报到了从不上课、吃喝嫖赌、吸鸦片、带小妾之类，总之乌烟瘴气，社会影响属实不太好。

严复自然知道学生的种种陋习，不过他认为这不是停办的理由，因为学生都是以前的，而非国体变更后新招的。至于二十万经费，对国家而言只是九牛一毛，更不能作为解散的原因。

然后在他以及师生的极力抗议下，蔡元培终究打消了停办北大的动议。

话说蔡元培这时候想停办北大，但以后反而又成了北大崛起最大的功臣，也蛮有意思。

严复的离职属于北大新旧之争以及蔡元培这一派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北洋之间关于权力的斗争。

吕碧城说：“我偶然间还听到严师傅自顾自发牢骚，‘老家福建已经不可归，上海无从插足，天津过于扰人，北京又危险如是，真不知如何打算，看来日后只能往秦皇岛忍耐孤单了’。”

李谕问道：“连严师傅也觉得北京危险？”

吕碧城说：“我这大半年没怎么出门的，都能感到剑拔弩张的味道。”

李谕说：“要果真去了秦皇岛，真的逍遥快活。回了京，我会问问严师傅的意思。”

此后的严复，成了袁世凯复辟最关键的“筹安六君子”之一，几乎晚节不保。

刚才李谕在报上读到的文章，已经隐隐有为这方面作势的味道。

——

抵达上海后，李谕与吕碧城在豫园住了几天，从美国归来的轮船便抵港了。

李谕亲去码头迎接冯如以及贝尔、特斯拉、乔治·伊士曼。

贝尔带着妻子首先走下轮船，他指着外滩说：“这里给我的感觉很像伦敦或者巴黎。”

伊士曼则已经拿出相机开始四处拍照记录，贝尔立刻拉过妻子，站好后说：“给我拍一张，一定要拍得英俊年轻一些！”

特斯拉则比较讲究，安排自己那位男仆仔细清点行李箱。

李谕笑道：“带这么多东西，特斯拉先生要在中国长住一段时间？”

特斯拉说：“来都来了，不看个痛快岂不太不过瘾。”

冯如最关心自己的宝贝飞机，下船后立刻找李谕问道：“院士先生，您说的飞机厂是建在上海吗？”

李谕说：“在天津。不过以后上海肯定会有起飞、降落用的飞机场。”

冯如说：“原来也不在北京城。”

“天津也不错。”李谕。

就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北洋政府的干扰，李谕才选在天津，同时可以促成天津早点诞生飞机场，加强北京天津之间的交通。

半年后，袁世凯便会在北京南苑建设南苑机场以及航校，——此处早在晚清时代就已经准备作为飞机场使用。

要是李谕选在北京，肯定会被合并一处。因为就算一百年后，一个城市有两座机场的也屈指可数，何况民国初年北京的城市规模只局限在二环以内。

李谕先带着他们一行人前往汇中饭店用餐。

刚进饭店，贝尔就看到了前台上的几台电话机，对李谕说：“上海已经用上了这么先进的型号。”

李谕说：“早在贝尔先生您发明电话的第二年，上海就有了电话机。”

伊士曼吃惊道：“比东京还有孟买快了那么多！”

民国时期，上海在整个亚洲一直是首屈一指的城市，非常先进时髦。

李谕笑道：“不仅电话，无线电也是最新型号。”

贝尔又问道：“李，伱的住处也有电话吗？”

“当然有。”李谕说。

“一年电话费要多少？”贝尔问。

“四十元，差不多七八十美元的样子。”李谕说。

贝尔道：“价格不是想象中那么昂贵。”

上海的电话费用在民国算很低了，主要是电话公司在做推广，就算商户也仅比普通家庭贵了十元。

而其他城市则要贵上不少。比如广州，私人安装一部电话需要交给“广州市自动电话管理所”350元的初装费，另外每月还要缴6元月租费。当时广州市长月薪不到300元，一个月的薪水都不够装一部电话。

所以除了机关单位以及一些企业，只有非常富裕的家庭才有可能安装电话。

至于公用电话，收费标准是每5分钟计价一次，不到5分钟的通话也按5分钟计算，每次收费0.6元。要是长途电话，每次收费最高可达5.5元。

民国时期想异地恋煲电话粥，得是顶级的家庭，从上海到北京打一小时电话，就要大几十元。

乔治·伊士曼的注意力则在报纸以及沿街看到的海报与照相馆上，他对李谕说：“既然上海这么先进，我想我应该在这里开一家柯达照相机销售公司，负责整个中国以及日本、东南亚的生意。”

“非常欢迎，”李谕说，“你可以在南京路上开旗舰店。”

“旗舰店？”伊士曼第一次听这个名词。

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