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谕又处理了一些实业协会的事务，大都是给企业经营者提出一些合理建议。

有实业协会会长的名头，他们多少会进行采纳。

不过李谕对行业的了解比较有限，无法面面俱到，只能在自己的知识框架里做出最大支持。

陈嘉庚离开实业协会前对李谕说：“如果院士先生有时间，希望您来一趟厦门，深入探讨一下教育投资。”他怕李谕没时间，还格外加了一句：“厦门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您来了不会失望。”

李谕笑道：“我一定抽时间去一趟。”

临近吃饭时，唐绍仪叫上李谕一同前往汇中饭店。

路上李谕看到很多店铺挂上了灯笼，于是问道：“怎么这么早就开始准备过年？”

唐绍仪诧异道：“疏才兄弟莫非还不知道？如今元旦成了公历的一月一号，以后就要在这一天过年了。”

李谕差点忘了这事。

1912年1月1日，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时，临时大总统孙先生通电海内：“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民国元年元旦。”

此处的“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即公元1912年1月1日。

也就是说，民国临时政府刚成立就将农历正月初一的元旦称号挪到了公历1月1日。

袁世凯继任大总统后，照搬了南京的做法，继续推行公历元旦。

至于效果吗，大家有目共睹。

为了推行“公历新年”，袁世凯和十几年后的民国政府都曾做过很大的努力。

老袁的策略非常简单粗暴：元旦放假！

最先响应的是上海。上海县市政厅提前十多天就发了通告，12月31日至1月3日放假四天。

紧接着各大城市都发了类似公告。

唐绍仪提醒道：“疏才兄弟千万不要忘了提前采买年货，不然按照规定，届时所有商店闭门，你可要饿肚子了。”

“多谢唐大哥提醒，”李谕说，“不过我看这件事最后未必能成。”

唐绍仪说：“北京方面的态度非常坚决，大总统明确表示，农历元月初一不再放假，就是要从根上变过来。即便一时半会做不到，七八年过去，百姓也就习惯了，毕竟哪天过年不是过。”

李谕说：“上头的命令很难传达到广大农村，并不是几座大城市改过来就可以。”

唐绍仪说：“上行下效，只要文化人全过元旦，早晚农民就都跟着过了。”

李谕摇了摇头：“绝不会这么简单，况且文化人也不见得全都心甘情愿就去过公历元旦。”

到了汇中饭店门口，李谕看见一行人正在发传单，并且挂着一个大横幅“昌明孔教，救济社会”。

为首一个三十岁上下的青年大声喊着：“孔教者，中国之灵魂也。孔教存则国存，孔教昌则国昌。统中国之历史亦不过孔教之历史而已！”

不少人围了过去，好奇地领着传单，同时拿走一件赠送的小挂件。

李谕对身旁的唐绍仪问道：“这又是什么名堂？”

唐绍仪伸手指着说：“那个带头的叫做陈焕章，是康有为的弟子，估计最近收到了康有为指示，创建了一个什么‘孔教会’。”

李谕问：“康圣人回国了？”

“并没有。”唐绍仪说。

李谕说：“我估计也没有回国，不然以康圣人的行事风格，回国肯定要在报纸上大书特书好好渲染一番。”

“眼前的康门弟子，不就在提前给他搭舞台，做准备嘛，”唐绍仪说，“而且这位陈焕章很有来头，他是甲辰恩科，也就是最后一届科举的进士。还随着前清大臣留过洋考察宪政，接着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系就读，辛亥之前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李谕说：“履历很光鲜嘛，听着比康门大弟子梁启超都厉害，不过行事却太守旧。”

唐绍仪说：“梁启超与康有为自从出国后，就产生了一点小矛盾，如今陈焕章成了康有为手下最有力的一名悍将。此前不少机关请他担任官员，都被拒绝。”

李谕一针见血道：“肯定是职位没有达到心理预期，就算他同意，康圣人也不同意。康圣人自视这么高，绝不会随意担任普通职位，不过他的思想已经太老，回来也当不了高官，只能选择其他道路。要是自己的得意门生去做个不痛不痒的小官，会耽误他的‘大事’。”

唐绍仪说：“疏才指的就是这个孔教会吧。”

李谕点点头，“你看他们的说法，要立孔教为国教，届时康有为一定会在孔教会担任领导人，学洋人以往教会的套路。”

“可是，洋人的教会多少年前就已经没了实权。”唐绍仪说。

李谕笑道：“所以康圣人想到的招数真是令人费解，总想一步登天，其实寸步难行。”

陈焕章走到了李谕与唐绍仪跟前：“两位先生，了解一下孔教，将来定是民国国教，早加入早有益。”

李谕随手接过一张传单，上面最显眼的位置是六个大字：“保国、保种、保教”。

李谕揶揄道：“如果不加入孔教会，连种都保不了嘛？”

“现实就是如此严峻，您想……”陈焕章突然认了出来，“你是李谕？”

李谕耸耸肩：“是我。”

陈焕章接着说：“如今国会各种议案均明确要采用西法，这不是亡国亡种是什么！”

李谕说：“千万不要危言耸听。”

陈焕章说：“连历法都采用了洋人的，以后怕不是基督教也要成了国教。”

李谕问：“你们竟然担心这个？所以就鼓捣出了闻所未闻的孔教？儒教就儒教，为什么非要改名？”

陈焕章道：“康师说过，中华之宗教，就是‘孔教’。非同于传统儒教，或者说包含了儒教，同时囊括了所有中华文明。”

唐绍仪都没听过如此歪理，好奇道：“佛教有佛经，基督教有圣经，你们孔教的教义是什么？”

陈焕章顿了顿，然后说：“目前没有，但可以参考康师的着作《新学伪经考》，便是‘孔子改制之圣法’。”

李谕忍着笑说：“原来康圣人做不成国师，现在又想做教主了。难怪十几年前，张之洞大人的幕僚梁鼎芬问及康圣人是否有当皇帝的想法时，太炎先生回答，‘只闻康欲作教主，未闻欲作皇帝。实则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异，惟欲作教主，则未免想入非非’。”

唐绍仪直接笑了出来：“康先生要做‘素王’，现在表现得更急切了。”

陈焕章没有康有为脸皮厚，此时已经有点脸红，但还是替康有为辩论：“帝制被贸然取消，百姓六神无主，读书人失去精神信仰。基督教主导了西方现代化，中国人的儒教更新运动也必须这么干！只不过儒教还有太多缺陷，康师才想要进行改进成为更加健全的孔教。”

李谕说：“先生的意思，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你们又把康圣人比作了西方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

陈焕章说：“康师当得起这个称谓。中国必须实行君主立宪才有未来，一个‘虚君’做国家元首，一个‘教主’作为素王管理道德，才能实现社会之大同，并立于英法之上。”

“口气未免太大，”李谕说，“而且你们从哪看出来是基督教主导了西方现代化？我觉得贵教是不是应该多读一读西方历史书？”

陈焕章被说到痛处，立刻不满道：“你一个研究洋人奇淫技巧的，敢在我面前聊历史？”

李谕心中叹了口气，这家伙白在哥伦比亚读了哲学博士。按道理哲学博士在这个年代应该是很有学问的人才对，学的东西很杂很全，数学物理天文地理、文学历史逻辑政法，全都有所涉猎，讲究一个“独立思考”。

但陈焕章却感觉是梦游了几年，全还给了大学，仍然听信康有为的那一套。

李谕言语中带着可怜意味说：“冒天下之大不韪，开历史倒车绝对会一败涂地，输得很惨。陈先生，西方的强大源自文艺复兴，源自对科学民主的追求。我们应该学习，然后赶超，而不是继续闭门造车。我还要强调，科学不是洋人的专属，这是自然界的真理。”

陈焕章压根听不进去：“学西方？我看不如学日本国，他们与我们同文、同种，而且也倡导与我们‘同教’。日本国从一穷二白变成强国，更值得学习，而日本国就是君主立宪国。”

李谕无奈地摇了摇头，听得出，这是头倔驴，和康有为一样，拉不回来。

李谕作为穿越者太明白了，基督教传教百年，其实根本没对中华文明造成什么影响；而号称与中华“同文、同种、同教”的日本人，却对中华民族做出了最残忍的事情。

“陈先生，”李谕一字一句说，“我不懂宗教，可我也知道，任何宗教的创始者，最初都是以公心得到广大信仰者，而非——私心！言尽于此，告辞！”

陈焕章张了张嘴，不知如何回复。

就算康门弟子，估计也看得出康有为公心之下更大的就是一颗私心，从戊戌变法时便是如此。

不过他们还是选择相信康有为，一直被蒙在鼓中。

半年前，康有为在《致仲远书》中公然说：“凡自古圣哲豪杰，全在自信，力以鼓行之，皆有成功，此路德、加尔文（法国宗教改革家）之举业。及至国会，成则国会议员十中有九为吾党成员，是时兼操政党、内阁之势，以之救国，庶几全权，又谁与我争乎？”

话语中，康圣人的“帝制梦”“教会梦”跃然纸上。

他的逻辑就是梁启超充当执政党的党魁（当时梁启超有意回归师门），自己当教主（如“路德、加尔文”）。

康对西方宗教这样理解：信徒成为党元，党园服从党魁，党魁又服从教主，教主通过执政党控制的议会、内阁，达成对国家政权和社会组织的全控制。

不就是典型的“政教合一”嘛！

这套模型在西方已经被抛弃了几百年，康圣人竟然想拿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