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想不到，一个在历史上名气并不大的爱新觉罗·良弼的死，就吓破了宗社党的胆，更吓坏了所有满清权贵。

一场树倒猢狲散的气氛弥漫着京城，弥漫着紫禁城，稍微有点办法的王公贵族纷纷携带家小逃往天津、大连或青岛。

偌大的皇宫很快只剩下孤儿寡母的隆裕太后和六岁的小皇帝溥仪。

那些平日里养尊处优、口口声声满嘴忠义的皇家成员跑得最快。

现任恭亲王溥伟（鬼子六奕的孙子）跑到了京郊戒台寺。

而肃亲王善耆则在川岛浪速的帮助下，带着全家直接跑到了旅顺，从此彻底投入日本人的怀抱。

几个月后，明治天皇过世，肃亲王善耆竟然以清室贵胄之尊，身着丧服，斋戒素食，为其服丧三天！

离了个大谱。

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三年后大正天皇即位，肃亲王善耆在寒风中登上旅顺白玉山，拜谒日本侵华将士的亡灵！

已经不是离谱了！这是人干的事？

总之，善耆到旅顺后完全成了川岛浪速手下的一个傀儡。

就是为了拉近与川岛浪速的关系，善耆才把自己六岁的女儿显玗送给川岛浪速做养女。

显玗从此更名川岛芳子，被送往日本接受军国主义教育，成年后返回中国，长期为日本做间谍。

从她的经历便很容易理解为何一个铁帽子王后人、爱新觉罗皇室公主会死心塌地为日本人效劳，她从小就被灌输了日本军国思想，内心可以说已经是个日本人。

总之现在朝廷完全被袁世凯所控制。

不得已，隆裕太后让袁世凯全权与南京临时政府磋商清帝退位条件，希望袁世凯看在君臣关系的份上能多争得一分是一分。

南京方面对袁世凯的退让明显很大。从历史上看，临时政府的成立是以承诺自己即将消亡为前提的，也能当作一个严重弱点。

李谕并没有去南京，但没几天就在上海的惜音堂见到了从南京来到上海的张謇和蔡元培。

李谕对政治不关心，但这两位还是可以多接触的，他们一个是临时政府的实业部长，一个是教育部长，都是与李谕比较有关联的部门。

张謇在风云变化的时节眼光蛮犀利。早在袁世凯接任内阁总理大臣时，为了提高内阁声望和笼络东南人心，袁就想请张謇出任江苏宣慰使和农工商大臣。

那个时候各地刚开始起义，江苏一带情况复杂，不仅有军政府的陈德全都督，还有吴淞的李燮和都督，镇江的林述庆都督，无锡的秦毓銮总司令，以及在清江浦独树一帜的蒋雁行都督。

他们都各行其是、不相统率。

闹了半天，后世江苏十三个市号称十三太保，互相不服，网上还有挺多梗，原来早在大清刚没的时候，就开始了……

张謇人缘很好，袁世凯希望通过他整合一下江苏。

只不过张謇那时已公开宣布赞成共和，不肯再接受清朝任何官职。

而且清朝人心已失，大势已去，在这种情况下“尚有何情可慰？尚有何词可宣？”

至于让大清发展农工商业，更无从谈起。

张謇对形势的判断十分明智，顺应历史潮流实现了一生最大的转变，从立宪转向了共和，同时明显地提高了他的声望。

南北议和时，张謇作为“中介”，发挥了不少价值，清廷愿意继续听他的进言；革命党人也欢迎他的转变，并且对他蛮尊重，不仅因为他明确表示赞成共和，而且他不同于康梁，从未与革命党人有过直接冲突。

况且此时的工商界已经凝聚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是各方都要拉拢的对象，张謇作为工商界头面人物，南北双方必须卖点面子。

李谕来到惜音堂时，张謇刚刚剪去辫子。

李谕说：“季直兄也改头换面了。”

张謇把辫子装在一个盒子中，说：“这一剪刀彻底断绝了我与大清的臣属，老朽活了快60岁，终究是一生之纪念。”

蔡元培说：“季直兄千万别后悔。”

“老朽剪辫绝非虚伪表态，我这个年纪，不会再做违心的事了，怎么会后悔？”张謇又对李谕说，“看报纸上讲，袁项城是在疏才帮忙张罗的一家理发馆剪去的辫子。”

李谕说：“在下不过帮着推进一下剪发潮罢了。”

蔡元培说：“我还听说，疏才的理发店有状元陆润庠题的匾额。”

李谕笑道：“陆状元为了这事，登报抗议过。但后来袁项城理完发后，他就没再说什么。”

张謇摸着自己的脑袋说：“将来我也开个理发店，我这状元题的字，说不定也能值个几两碎银。”

惜音堂主人赵凤昌说：“我为季直准备了一顶荷兰帽，要不要感受一下？”

张謇摆了摆手：“洋人的帽子得配洋人的衣服，我还是戴咱们自己的便帽更舒服。”

蔡元培接着给李谕介绍了一下赵凤昌。

在南北议和过程中，

赵凤昌其实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

白天北方代表唐绍仪和南方代表伍廷芳在租界汇中饭店议和。但到了晚上，伍廷芳就会来到赵凤昌的惜音堂与其他革命党人商量重要议题。

有人回忆，“伍廷芳名义上是南方总代表，实际上做不出什么决定，真正代表南方意见，能当事决断的倒是这个赵老头子”。

这个说法可能有点过了，但反正赵凤昌的确是议和中的一个神秘人物，他不仅在南北双方穿针引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南方的意见。

赵凤昌拿出一台电报机：“疏才做的东西确实好，上次意大利领事馆的人看到了我这台电报机，羡慕得不得了。他说他们意大利的马可尼无线电报机根本达不到这样的传输稳定性。”

“疏才兄弟在科学以及实业上都是第一等，”张謇说，“我被任命为实业部长时，第一个想到的便是疏才兄弟。可鹤卿（蔡元培字）却说你淡泊明志，不爱做官，所以只能断了这个念头。”

赵凤昌说：“如今通信方便，袁项城因政见不和又把北方和谈代表唐绍仪辞退，一切事情都要直接用电报发给他。”

蔡元培说：“他是要远在京城遥相指挥。”

张謇说：“按照约定，孙先生辞职后，他必须来南京赴任。这边没有他的北洋根基，总归可以起到权力制约之作用。”

革命党人对这个方案还是很放心的，不过袁世凯不是个按常理出牌的人。

张謇又说：“疏才不爱官场，钟爱教育界，鹤卿兄来到上海，立刻把你叫来了，可不是求你当官。”

李谕笑道：“承蒙抬爱。”

蔡元培说：“教育为当下之本，十多年前的戊戌年间，严复先生便认为首先必须兴办教育，开通民智，然后才能救复中华。”

张謇说：“自从武昌首义后，各地报纸均在大声呼吁教育救国，《申报》说，‘亡国亡种，人人不必居其罪，惟教育者之罪；强国强种，人人不得居其功，惟教育者之功。无他，教育者进化之的也’。”

蔡元培说：“没错，我们现在最缺的甚至可以说不是钱，而是人才。”

李谕当然同意他们的看法：“南京政府似乎已经颁发了义务教育法令。”

蔡元培说：“义务教育是好办法，我在德国留学时多有接触。光绪末年便颁发过‘强迫教育’章程，但执行起来有诸多困难。”

所谓“强迫教育”，自然就是义务教育。

李谕说：“免费上学，怎么会有困难？”

蔡元培解释道：

“义务教育这种新鲜事儿地方官员根本没见过，官府也没好好跟老百姓解释，只是翻来覆去强调幼童不入学，将罪及父母。后来警察直接出动挨家挨户上门调查统计适龄儿童数目。

这么一来，硬是把一个好好的政策变成闹剧。家有孩子的父母全打起了退堂鼓，担心警察挨家挨户上门会不会把孩子锁起来，押去学堂？

左邻右舍一商量，大家还是把孩子送进了私塾避一避。

所以强迫教育的结果竟然是各处私塾人头攒动，私塾先生趁机提价，倒发了笔小财。”

李谕听了很无语：“真是荒唐，好事也能办坏。”

蔡元培说：“我在教育部下发的法令中，已经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占比不得少于预算总额15%；地方则要更高。但具体能施行到什么水平，我自己都没有多少把握。”

李谕作为穿越者，知道蔡元培的愿景在民国基本无法实现，和很多命令一样，都执行不下去，仅仅流于纸面。

“义务教育花费非常大，只能政府推动。”李谕说。

张謇听后笑道：“蔡部长现在可是南京政府里最穷的一个，连办公地点都没有。”

李谕尴尬道：“教育部连办公地点都没有？”

蔡元培说：“我向孙先生要过，他说‘此须汝自行寻觅，我不能管也’。若不是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马相伯先生借了三间屋子，我只能像个算命先生一样在大街上支棚子。”

张謇说：“我记得鹤卿还是自己坐着人力车去孙先生那儿领了教育部的大印。他的教育部加起来一共三十个人，包括鹤卿在内，每人的薪水都是每月30元，是临时政府里最精简、开销最少的一个部。”

蔡元培的理念一直带到了此后的北京教育部。

“万事开头难，”李谕说，“蔡部长，在下有个请求。”

蔡元培说：“疏才太见外了，还‘请求’？伱直接建议就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肯定会办。”

“很简单，只要有大印，能发布命令就足够，”李谕说，“我在上海的大学各方面都准备妥当了，立马就可以开办，希望教育部颁发一道《大学令》，准许我们这些民间人士兴办大学。”

蔡元培轻松道：“原来只是发个命令，那就好说了！我教育部现在唯独还不缺的只剩纸和笔。”

历史上，这道《大学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