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一共搞过七届留学生考试，第一届比较仓促，关键还是因为科举刚刚废除，清廷对如何选拔人才没有完全拿定主意。

很快，学部呈送了一份留学生名单，要求严复与李谕按照他们表中所填的专业出题目。

另外学部还派来了一个成绩比较好的留日归国学生代表唐宝锷进行协助。

唐宝锷是甲午战争后，清廷第一批赴日公派留学生，他进入了早稻田大学。

唐宝锷是蛮有家族背景，上海作为晚清民国时期最富有的城市，诞生了很多世家大族，唐家就是其中之一。

唐宝锷的祖上与上海四大买办之一的唐廷枢有关系，还是唐绍仪的远房侄子辈。

至于唐宝锷本人，后来成了天津一个大律师。

唐宝锷肯定也是想当官的，所以非常积极，他殷勤地找到李谕和严复，询问需要自己做什么。

在他眼里，李谕和严复算是主考官。

严复在看到他第一眼后，就说道：“阁下恐怕需要额外多做点准备。”

唐宝锷立刻问道：“严师傅请讲，在下铭记在心。”

严复拿出一份学部的文件，说：“朝廷的旨意，凡参加考试者，必须未剪过发。”

这是一条十分尴尬的条件，因为目前大多数留学生都剪了发。

唐宝锷讶道：“可我们都剪过了，一时半会也长不出来，总不能拔苗助长吧。”

李谕同样剪了发，出主意说：“你们可以去琉璃厂买一条挂上。”

唐宝锷大喜：“还是帝师思维活络。”

严复又说：“另外还有两条规定，都是太后拟的，一是不会磕头的不收；二是戴眼镜的也不招。”

看来慈禧多少已经知道，留学生大都接触了西方思想，没有跪拜的礼仪，但慈禧肯定脑子里还是守旧这一套。

不过跪拜这一条算不上什么大问题，因为留学生们虽然思想先进，但不傻，如果可以当官，磕个头算什么。

至于眼镜，知识分子不戴的还真不多，唐宝锷自己都戴着一个黑框眼镜，无奈道：“严大人、帝师，您知道的，做学问十分费眼，尤其是洋人的书本，字那么小，不戴眼镜的实在没几个。”

严复说：“我也没有办法，可太后不喜欢近视眼，感觉有碍朝廷的观瞻。但你们可以使用不需要随时佩戴的便携式眼镜嘛。”

唐宝锷说：“谢大人提醒，我会尽快告知所有考生。”

接着李谕和严复开始研究这份名单，上面的人不少都在民国有名有姓，但真正让李谕惊讶的是其中两个名字：陆宗舆和曹汝霖。

好嘛，后世因为签订二十一条上了历史课本的三人，一下子出现两个。

而且看备注，这两人都是在早稻田大学毕业。

后来的事没法干预，全是军政大事，而且就算没了陆宗舆和曹汝霖，袁世凯到时候还会派其他人签订条约。

李谕和严复很快拟好了专业题和外文题目。

虽然辜鸿铭肯定也会拟出中文考试题目，但规定是外文题和中文题二选一，所有的考生都会毫不犹豫选外文的。

因为他们早就不懂什么科举考试，根本搞不定那些东西；而且可以借此说明自己外文功底好，说不定有机会进入非常吃香的外务部。

比较可惜的是这些人里学工科的非常少。实际上按照民国对人才的要求，工科是最缺的，其次理科，然后是经济科、医科等。

因为民国的大学学生比例实在是非常畸形，文科生占学生总数的90%以上，其他科目寥寥无几。

一直到四十年代左右，非文科生的比例才上升到30%左右。

和平年代倒是勉强能接受，但古人都有云要取长补短，这个时候中国最缺的其实就是非文科生。

战争时期，真的“百无一用是书生”，并非嘲讽。

而非文科专业里，对落后的中国最有价值的应该就是工科，甚至超过理科的价值。

毕竟欧洲强大靠的是工业革命，工业对应的就是工科嘛。

至于其他的理科、医科、法科、商科等等，都会随着工业的强大自然而然配套跟上。

只不过民国时期因为种种原因无法走这条道路。

李谕现在看到工科学生像看到宝藏男孩一样，格外关注，比如其中一个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机械专业的张锳绪。

严复同样明白这个道理，他是搞过实业的，可严复主要搞的不是教育方面，无能为力。

两人现在拟题比较纠结的是不知道他们的水平如何。这些人大都只提供了文凭，并没有成绩单之类的作为佐证。

两人联系了京师大学堂以及北洋大学堂的一些教师，分专业拟出了试题，最终在难度的考量上比较保守。

考试进行得很快，结果是唐宝锷与另一位叫做金邦平的成绩最好。

曹汝霖、张锳绪在第二等；陆宗舆还有其他人在第三等。

这份成绩单严复

送了上去，慈禧很快就亲自组织殿试，并且按照规矩把光绪拉了出来。

不过当留日回国学生们看到殿试题目后，彻底傻眼，与此前李谕以及严复出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殿试题目有两道：其一是《楚庄王日训国人申儆军实论》，其二为《汉武帝诏举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论》。

完全是以前科举考试的策论，与新学风马牛不相及。

不知道是不是下马威，曹汝霖等人完全蒙圈，不知道如何下笔，只能硬着头皮写。

第二天李谕知道了考试题目，心中觉得真是搞笑，这种选才标准，分明就是在奴才中选人才，或者在人才中选奴才，说到底还是要选奴才。

殿试的结果倒是没有再次因为名字而乱了名次，唐宝锷与金邦平成了进士；曹汝霖则是同进士出身。剩下的第三等都是举人出身。

有了这种名头，日后就有了做官的可能。

所以这十多名留日归来的学生非常高兴，一起出钱在东兴楼宴请了李谕以及严复。

学生们心中明白，现在朝廷里真的用新学学生的只有北洋的袁世凯以及湖北的张之洞。

但张之洞油盐不进，北洋则因为枝繁叶茂颇具攀附价值。

唐宝锷拿出了从日本带回来的日本清酒，说道：“多谢严师傅以及帝师提携，这杯酒我们敬两位大人。”

严复说：“诸位日后应当尽心报国，学有所用。”

留学生们连连称是：“我等谨记。”

客套话说完，大家又多喝了几杯，气氛渐渐开始活跃起来。

曹汝霖说：“他日立宪成功，我们的未来将不可限量。”

陆宗舆说：“一两个月后，五大臣将再次出洋，归国后我想立宪一事就快了。”

曹汝霖说：“我已经等得急不可耐，你们赶紧出发。”

目前大部分人都支持改变现状，而且因为梁启超极强的战斗力，立宪派的声音更大。

要是真能施行日本那种，其实清廷估计还可以苟延残喘一段时间。

因为立宪后，王室就没什么太大权力，汉人可以立宪的方式再次站上去。

但问题是清廷很明白入关时自己做过什么，非常担心汉人报复，所以立宪动作非常迟缓。

由于在场的都是留日学生，很快又从立宪的角度讨论到日本，继而是刚刚结束的日俄战争。

日本的胜利也是促成清廷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最大动力。

这场战争对留日的学生震动更大。

唐宝锷说：“日俄一战，非小国能战胜大国也，实立宪能战胜专制也！”

其他人很快附和，曹汝霖说：“我还看到了梁启超先生的社评，‘此次战役，为专制国与自由国优劣之试验场。其刺激于顽固之眼帘者，未始不有力也’。连梁先生都这么说，立宪肯定是大势所趋，将来梁先生以及康先生必能以立宪之先贤回国。”

李谕淡淡一笑，喝了一口茶水。

他的动作被曹汝霖捕捉到，问道：“帝师您如何看待？”

李谕放下茶杯：“凡事都有两面性，而世界格局更不止两面，八面十面都不止，所以并非简单的对错或者好坏。我们没必要为了日本人高兴什么，美国人斡旋下的《朴茨茅次合约》里面有关于我们的内容，但日本人却在签订后才照会我们的外务部，你们觉得他们对我们有什么好心？”

曹汝霖说：“我们早在战争开始之初就宣布中立，合约不邀请我们理所当然，一点权益让出无足挂齿。”

这小子现在就这么想，难怪以后袁世凯会派他去签二十一条，玩得一手好“丢车保帅”。

李谕说：“现在中国处于世界各国竞争角逐的中心点，被列强垂涎视为商战兵战的战场，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不可不警惕。”

目前看清此事的人还是有的，比如尚在日本的鲁迅。不过绝大多数人，都沉浸在黄种人战胜白种人、日本立宪成功的幻影中。

反而日本自己因为没搞到一分钱赔款群情激奋，内阁都倒了台。

陆宗舆诧异道：“帝师竟然没有丝毫高兴情绪？”

“我有什么好高兴的？”李谕反问道。

“这……”

陆宗舆和曹汝霖一时不知道怎么说。

李谕不想把话题牵扯到立宪与革命之争上，否则自己的处境多少会变得危险。

还是做好自己的科学与教育事情，大清自己很快就会把自己玩死。

清朝确实很讨人厌，可能只有一些喜欢看清宫剧的女生对清朝抱有幻想（甚至不能理解为好感，不太一样），但说起来，清朝至少有一件事办得可圈可点：对中国现代版图的贡献。

明朝的版图也就三百来万平方公里，清朝巅峰时达到了1300万上下，当然后来列强又割走了很多。

但又因此不得不说清朝另一个贡献：迅速灭亡。这就导致列强没法通过落后腐朽的清政府继续获得更多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