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越接近真理，他就越加的迷茫。
他一直在想，什么才是最适合华族的道路。
几千年的帝制显然不行。议会制、共和制这些就真的适合华族吗？
议会制会不会让华族重新陷入到门阀的斗争当中？
共和制是否会激发内部的矛盾？
作为华族的缔造者，元首有自己的答案吗？
想到这里，苏达又有几分怀念当初在少年班的时候。
那时候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这些问题。董良的工作很忙，有时候轮到他上课的时候，他只是扔下一个问题就跑了。
留着那些孩子在教室里面讨论得面红耳赤。
苏达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很多想法都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
他从小在父亲的工坊帮忙。工坊里面有很多工人。
苏家对手下的工人仁厚，那些人也尽心尽力地为主家工作。
那时候，苏达觉得，苏家应该算是有良心的商人。
不过当他看到那些工人家的孩子很小就跟着父亲出来做事情。而自己却能够安心地读书，享受着锦衣玉食。他会想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难道是像佛经中说的那样，是自己前世修的福分吗？又或者是像四书五经上说的那样，是父亲修仁德的结果吗？
可是前世的事情谁说的清楚。那些工坊的工人也大都心地善良，他们为何就没有福报呢？
现在他明白了，苏家的优越生活其实还是那些工人创造的。
父亲只是非常巧妙地将他们的劳动成果拿走。
但是没有父亲开办工坊，这些人又如何创造价值呢？
父亲创办工坊，寻找到货源和销路，的确是做出了比较大的贡献。这应该分取一部分的报酬。但是这个报酬应该在总效益中占有多少比例？
苏家给那些工坊工人的报酬又能够符合他们的劳动吗？
按照大胡子先生的定义，苏家是资本家，榨取这些工人的劳动报酬。
但是这世上，要是没有资本家建立工坊，那么工人们能够有生产价值的机会吗？
没有价值，又如何会有剩余价值。
他联想到元首在华族刚刚草创的时候就率先成立了商部。商部的主要工作就是组建并运营华族的国营公司，其中涉及到交通运输、基建、纺织、机械、炼油、造船、军工等各个领域。
苏达知道，这些工厂、企业中的工人不一定比苏家工坊的工人收入更多。
这算是什么，华族自己来做资本家吗？
由华族来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那么这些剩余价值又到哪里去了呢？
假设华族的官员都是清廉的，那么这些钱除了给他们发放俸禄之外，都用来作为军队的开支，投资地方上的基建、建设公共设施，作为移民的启动资金，补偿土地改革，。
总之这些钱还是用到了百姓的身上。包括那些军费，军队也是用来保护百姓的。
“先生，我上次跟您说的国家资本主义，这能否作为大同社会之前的过渡阶段呢？”苏达问道。
越是临近离开的时刻，苏达的问题就越多。
他可不想将这些问题带到国内去。
当然他也可以去问董良，但是他知道董良在大部分时候并不喜欢回答问题，自己的那位恩师更喜欢提问。
“就是你上次交给我的那篇文章吗？让国家来榨取剩余价值，然后对这些剩余价值进行重新分配。这确实也有可行性。但是你要确保这个负责重新分配的政府是公平公正的。你如何保证那些官员在执行重新分配的时候不中饱私囊，不为自己的家族谋取利益？”大胡子反问道。
这也苏达所纠结的地方。谁能保证自己能够建立一个清廉高效的政府呢？
政府的官员也是人，他们有家庭，有自己的家族，如何会没有私心？
“先生，您有什么办法吗？”苏达盘子里面还剩下半块牛排，而且已经冷了，上面的黄油都已经凝固，但是他此时已经顾不上吃饭。
“这种事情只能做到更好，无法做到最好，需要你自己去实践，办法有很多，制度、监督、追责都能够让官员自我约束。但是这些都无法杜绝。伦敦街头最好的警察，在咖啡店喝咖啡都会对店主的免单安之若素。”大胡子摇头道。
他是一个学者，虽然提出了实践理论，但是他最缺的恰恰是实践。每天在这阁楼和图书馆间来回奔波，并不能让他增加多少实间。
如果可以的话，他真的很想跟苏达到他口中的东方大国看看，兴许可以在那里践行他的一些想法。
但是现实情况却不允许。珍妮怀有身孕，他们还有一岁多的孩子。
出身贵族的珍妮原本有无数的贵族追求者，但是她却嫁给了自己这个穷小子。
不仅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上，还跟着自己流亡到伦敦，蜗居在这贫民窟中。
她在柴米油盐之间，皮肤变得暗淡无光，双手变得粗糙
，她不再是舞会女王，而是家庭主妇。
他不能再自私地抛下妻子，去追求自己心中的真理。
苏达知道先生也给不了答案，不过他还年轻，有大把的时间去通过实践探索。
去探索如何让华族的政府更加廉洁高效。
他与那些无政府主义者不同。那些人以为，只要有公平的制度，那么人们就能够自行管理好自己。
以苏家的条件，苏达可以在南洋买下一块地方，尝试建造一座乌托邦。
但是这种制度已经被他在理论上否定掉。
这样的制度是无法在没有外部输入的情况下，长时间地维持下去。
“我明白了，先生。等回到了国内，我一有时间就会给您写信的。”
大胡子淡然一笑，苏达将自己本想拜托的话讲了出来。这倒是免了他的尴尬。
他也想通过苏达的实践来验证自己的想法。
这种制度上的实践，没有国界。自己没有机会做到的事情，由自己的学生完成，这样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