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因为疫情清明没有回家，现在疫情缓和了，便回乡看看顺便探望一下生病的三婶。两年没回家了，三婶家还是那间低矮，昏暗的房子。棚顶和墙上糊的纸仿佛更陈旧一些。三婶光了腿瘫坐在炕上。见我进来便摆着手说：“不用看了，不用看了，不中用了，不中用了。”说着便簌簌流下泪来。这是我第二次看到三婶哭，第一次是在爷爷下葬的时候。爷爷是高龄过世又曾久病在床，所以叔叔大爷未过悲切，姑嫂妯娌们久离新聚同样情淡难酿，下葬场面一度沉闷。这可是会让乡里乡亲笑话的事。于是，三叔给三婶递个眼色。三婶便突然抢天呼地地哭起来。边哭边咿咿呀呀地叨念老人生前种种的好。没读过书的三婶居然用上了许多排比句。那哭得真是感天动地，让原本沉默的叔叔大爷们跟着失声痛哭起来。三婶的语言和表演天分可见一斑。

村里有个大户姓王。依仗有权有势时常欺负三叔一家。三婶终于恼了，一个人单挑老王家七大姑八大姨十来个老娘们儿。当着全村人的面，在村头河沿儿上和她们对骂了七八个小时，三婶没有给对手留下任何插话的时间。最后骂的王家村长夫人当场晕厥而后大病一场。王家女人受了欺负，男人怎么不帮忙。他们不敢。因为三叔是杀猪的。前几年，三叔家的堂弟要退婚。三叔领着儿子到亲家要还彩礼。亲家大怒。“彩礼铁定是不还，还要留下堂弟的两条腿来弥补女儿的名声。”说着几个舅哥抡着锄头抢上来要废了堂弟。幸亏三叔早有准备从怀里抽出杀猪刀。当场撂倒一个，父子俩才全身而退。也许是独自打拼很辛苦，所以，每次见到三叔他都说些自强，奋斗等等激昂慷慨的话鼓励我，我知道三叔不是在说大道理而是他人生痛苦的感悟。

三叔担心屋里有味给我点了一根香，我连忙摘下口罩深恐他误会了城里人的矫情。曾经嘴利如刀，勤快干净的三婶这时只能坐在炕上叨咕。“不行了。给啥都没用了。”三叔为了缓和气氛笑着说，“三婶几天前看到自己家的牛犊子跑出院子，情急之下，滚下炕一路爬出去追牛。那里追得上。”大家听了更加黯然。在农村，瘫痪就等于等死。尽管我觉得三婶头脑清醒，思路清晰。丝毫不像小脑萎缩。而且，脑血栓也不像她说的那样严重，她完全可以站起来。但她就是认为自己不行了。也接受了等死的结局和处境。离别时，一向勤俭的三叔以厚礼相赠。给三婶的钱他执意不收。对于去意已决的人钱物真的是身外之物。回家的路上，我和弟弟一致认为三婶能治好。但是她的环境和认知决定了她只有等死。忽然想起古时的一个故事，一家的妻常常打骂妾。妾每次都跪受。一日，家里来了贼人，妾顺手拿起一根木棒把贼人打得屁滚尿流，原来妾是个武林高手。大家不解，你武功这么好为啥每次挨打都不还手。妾说，因为我是妾。挨妻打是不可以还手的。想想看，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认知的奴隶。我曾经问学人类学的女儿，怎么和身边的人三观相差太多的人相处。女儿说，把他们当神经病你会觉得好一点。“”难道就不能劝导一下他们吗？”女儿听了笑着说，“”说服一个成年人的想法本身就是错的，而且，教育是要花钱的。我要去看书了。”

（2）

二姑家西边曾是一条汹涌澎湃的大河，所以小时候到二姑家常常能吃到二姑父亲手打的梭鱼。时过境迁，而今那条曾赖以生存的大河已经演变成一座浅滩公园，供人休闲。二姑家有六个年龄相差不多的孩子，最小的一个和我相差不到一个月。那一年，我刚满月，爸爸转业报到的通知还没有到。一家四口只好在二姑家暂住。瞬间将二姑家原本狭促的土炕挤了个满满当当。月科里的孩子只有三件事，吃，拉，睡。吃，睡好说。拉，可就麻烦了。得洗粑粑介子。那时没有自来水，只有井水。挑水算得上家务活儿里的力气活。阳春三月，井水冰凉刺骨。不能直接用。打上来的水要加热才行。两个月科孩子，四个3—5岁的孩子，两个十来岁的孩子，即便女孩子多一些，每天的用水量也是惊人的。老家的风俗如果没有儿子就由侄子赡养。那时二姑家还赡养着叔公。叔公个子不高，身材瘦小，总是笑眯眯的，已经60多岁干不动农活儿了，却又闲不住，所以家里的水都是他打。这次家里突然来了月科孩子，叔公的工作量陡然增加。从早到晚，每次看到他都在挑水，或者在去挑水的路上。孩子多，二姑家的生活不免拮据。甚至连厕纸都用秸秆板代替。但辛劳和窘困没有消磨二姑对孩子们的爱，尤其对两个侄子。二姑甚至提出过将两个月科孩子交换扶养的想法。最终因为妈妈舍不得而作罢。二姑知道我从小就不爱说话，所以每次见到我都很少聊天，只是笑眯眯地盯着我看。一副看不够的样子。有时候看着看着还会留下泪来，恍惚间，我有一种小时候被父母交换了的错觉。

（3）

多年无人居住的祖屋塌了半间，五间变成了四间半。祖屋曾是地标性建筑，祖屋所在的村就是因祖屋而得名—“五间房”。曾是当地最气派的房屋。也因此受到了同村人的嫉妒。定成分时村里要把爷爷家定为地主。理由是爷爷家里有过长工。地主！那还了得。爷爷在大会上要

求和背后说坏话的人对质。结果是，那个被说成是长工的“被剥削者”其实是爷爷的小舅子农忙时来姐夫家帮忙。根本不是啥长工。诬陷好人也是破坏土改政策，罪过也不轻。被打脸的诬陷者吓得满头大汗。突然，像抓到救命稻草一样大喊一声：“他们家有枪！”这倒是真的。爷爷家确实有枪。因为当时匪患横行，人多粮多的人家有枪的不在少数。有枪上缴就是好同志。说话间，工作组的干部带着士兵来爷爷家取枪。爷爷心中不舍，这把枪虽然一次没用过但毕竟是一担小米换来的。但现在不交立场就有问题，恐有性命之忧。只得从柜子底层捧出那把驳壳枪。以及弹夹和子弹。“枪套那？”工作组的干部问。爷爷懵了。因为没挎过枪所以枪和套一直是分离的。“在，在，在…”爷爷脑袋一片空白。“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枪。”干部用锐利的目光看着爷爷。一同来的士兵哗啦一声子弹上膛，枪口对准爷爷。爷爷满头大汗，一边哀求地叨咕说：“没有，没有”一边和家里人乱翻。房间越翻越乱。气氛越来越紧张。只有诬陷者在一旁幸灾乐祸地说些火上浇油的翘磕儿。一家人快找不动了，这连急带吓的，脑瓜嗡嗡响，腿肚子都朝前了。正在这时，大姑放学回来了。看到一脸灰色的爸爸和一脸黑线的干部，问明情况后大声说出了枪套的位置，并说明了放在哪里的原因。爷爷长出一口气，险些坐到地上。干部接过枪套，端详了一下眼前这个略带稚气的姑娘。暗想：“这丫头临危不乱，头脑清晰，天生是个打仗的料。”回去后，竟然推举大姑到县上工作，不久便任命为副县长。当了副县长的大姑有两件心事。一个是自己的文化底子太薄。另一个是自己到了婚嫁年龄，要婚姻自主。于是，大姑瞧准机会放弃了副县长的职位进修去了。并在进修班里相中了一个大眼睛的同学。心想事成的大姑喜不自禁。两人的情义虽然彼此心知肚明但那层窗户纸还没有机会捅破。自由恋爱当时还是新鲜事物。这天大姑放学回家发现家里来了客人。从带来的礼物判断，来者是定亲的。大姑恼了。二话不说让二弟（我爸）把礼物全给扔出去。二弟二话不说抱起四彩礼，登登登跑到门口来了个天女散花。用当地的话说，撇当街去了。爷爷和提亲的人瞬间石化。尤其是提亲的人家，早听说老韩家的大丫头当过县长，思想进步，工作作风泼辣。今天亲眼见到，用泼辣来形容太保守了，哪能进门一句话不说就动手的。他那里知道，大姑今天回家是有目的的，准备让爷爷去大眼睛同学家透话。没想到，半路杀出程咬金，打乱了大姑的全盘计划不说，别影响了在心上人心中的形象。落下今天回家相亲的名声可不得了。爷爷缓过神来，呵斥大姑。大姑不理，收拾好东西回学校了。路上，大姑又气又急，掉下眼泪。同时，也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和大眼睛同学明确关系，让他马上提亲，免得夜长梦多。大眼睛同学不敢怠慢，连夜回家。当大眼睛同学赶回家里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父母在一起吃碎糕点。见儿子回来，父亲高兴地招招手，示意一起吃，随即又咳声叹气起来。“怎么了？”“今天去给你提亲被哄出来了。”大眼睛同学听了，心中大喜，天助我也。随即说自己在学校处了一个人。“新时代了，你们年轻人的事自己作主吧。”父亲说。“谁家的姑娘？”母亲察言观色猜出了儿子的心思。当夫妻俩听到大姑的名字时，对视一眼。“那姑娘同意吗？”“”当然，我们已经相处一段时间了。”仿佛是一种默契。爷爷和亲家都没有点破大姑相亲的那场乌龙。直到婚后很久在一次闲谈中，大姑才知道那天扔出的彩礼是谁家的。大姑和姑父一生从事医学。多少有些洁癖。我和弟弟也有些洁癖。爸爸妈妈曾意外这状况，洁癖随谁那？洁癖当然不会平白无故的出现。

（4）

回乡的另一个主要活动是朝拜仙人。我对这样的事情很是抵触，原因很简单，我是一名党员。上山是几年前为了照顾母亲大人，懵懵懂懂地随着人流涌到仙洞前。只见洞里除了仙人，还有两个和尚：一脸市侩的和尚师傅和傻里傻气的和尚徒弟。师傅微合双目，表情煞有介事地念经。徒弟则不时停下来，用好玩又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匍匐在地，屁股撅得老高的善男信女。年轻的屁股还要多看两眼。这时，一个善男问旁边的知事，“高香多少钱一个？“，大概那知事也是新来的，支支吾吾说不清。这时，仙洞里咿咿呀呀念经师傅急了，深恐丢了大单生意。便嘴一歪，用唱经的语调高声提醒知事“八百八呀”艹，念经念出单价来了，这是什么鬼操作。我叉着腰，鹤立鸡群般站在争先恐后磕头的人群里。鄙夷地斜视着萦绕在香火气里的林林总总的贪婪，虚妄和怯弱。心里觉得又可笑又可悲。母亲见我举止不敬便拉拉我的裤脚示意我给仙人跪下。我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父母，其他人等万万受不起我的膝盖。但母命难违，只好蹲下来，能曲膝已经是我朝拜的极限了。心里不爽，在出口处狠狠啐了一口，再也不来了，没由得辱没了老子的清白。我是有信仰洁癖的。我的信仰没有条件，没有借口。带给我的是一往无前的勇气和无穷无尽的力量。面对周边人因为自身的狭隘和贪婪而对我的信仰的恶毒攻击我曾怀疑为人民奋斗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