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天灾人祸不断，大明外有后金威胁，内有奸妄横行，又恰逢小冰河天灾，平民百姓无法生存，唯有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发动起义。

    明末农民起义的原因很多，主因无外乎天灾与人祸，但是，最终导致农民起义的到底是天灾之故还是人祸之因，却一直众说纷纭，莫一是衷。

    有人认为主要是因为小冰河天灾，北方风沙日甚，旱灾逐年增多，农田收成锐减，平民百姓饥寒交迫，无以为继，才致使天下大乱，狼烟四起。

    这种看法未免有失偏颇，天灾并不单是明末有，历朝历代，都经历过天灾，如果一爆发天灾平民百姓就要造反，那恐怕朝代的兴替会频繁不已，每个朝代要维持百年都很难，因为天灾根本无法避免，虽然不能说历史上年年爆发天灾，但隔个几年来一场小灾害，隔个几十年来一场大灾害却是相当正常的，真正因天灾导致农民起义，历史上还是很少见的。

    明末农民起义之所以爆发，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人祸。

    其中，最为严重的莫过于土地兼并，皇室宗亲和地主豪绅对土地肆无忌惮的兼并才是平民百姓生活无以为继的主要原因。

    明朝，其实不缺土地，明朝官方统计，耕地最多的时候超过十亿亩，人口最多的时候却没有超过一亿，也就是说，平均每人有最少有十亩耕地。

    这样算下来，一个五口之家就是五十亩耕地，按亩产两石一年计算，一家每年有一百石粮食，男女老幼五口人，一年能吃掉五十石粮食就顶天了，剩下五十石，按二十税一的税率上缴十石粮食作为税赋，还剩余四十石，四十石粮食最少也值二十两银子，也就是说，平民百姓哪怕别的什么都不干，光种地日子也能过的很滋润。

    但是，实际情况却根本就不是这样，也许明初的时候是这样，但是到了明末，土地兼并已经十分严重，大明有六成以上的土地被皇室宗亲兼并，另外还有公侯勋贵、地主豪绅，甚至是得宠的太监，他们兼并的土地也超过两成，剩下还有两百多万屯卫军户又占去不止一成，真正归于平民百姓的连一成都不到！

    这样算下来，一个五口之家耕地还不到五亩，一年收获的粮食还不到十石，最多有两个人能吃个半饱，其他三个基本没得吃。

    当然，这种事情也是不可能的，皇室宗亲、公侯勋贵、地主豪绅他们兼并的土地不可能自己去种，种地的还是平民百姓，不过，这些给人种地的平民百姓已经不能称之为农户了，只能称之为佃农，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粮食也不归他们分配，大部分都要上缴，能吃顿饱饭就算很不错了。

    这就是明末老百姓的现状，有八成以上是被皇室宗亲、公侯勋贵、地主豪绅层层盘剥的佃农，剩下的两成，有自己的土地，但是，土地数量很少，平均一个五口之家最多也就是十余亩土地，勉强能混个果腹而已。

    这就使得平民百姓抵御天灾的能力相当弱，因为一旦爆发天灾，粮食减产，佃农根本就交不起租金和田赋，普通老百姓也是食不果腹。

    如果仅仅是这样倒还罢了，如果发生天灾的时候，朝廷能减免税赋，皇室宗亲、公侯勋贵、地主豪绅能少收点租金和田赋，甚至拿出点粮食来赈灾，平民百姓勉强还能活下去。

    但是，朝廷不但没有减免税赋，还加征辽饷，皇室宗亲、公侯勋贵、地主豪绅别说拿出粮食赈灾了，连租金和田赋都不肯减，平民百姓哪里还有活路！

    这其中最为可耻的莫过于福王朱常洵，万历皇帝正是因为宠爱朱常洵想立其为太子，才引起国本之争，以致君臣对立，大明国势日衰。

    如果光是这样，也就罢了，万历最终还是顶不住压力，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这事就算这么过去了。

    但是，福王朱常洵就藩洛阳，万历为了表示恩宠，赐其良田四万顷，金银百万余两，后面户部实在凑不出这么多良田，万历就以四川、陕西、河南等地的盐科、茶税、商稅以代之，当时民间都流传，先帝耗天下之财以肥福王，洛阳之富远胜皇宫！

    如果光是这样，也还罢了，福王朱常洵就藩之时，已有良田数万顷，金银百万余两，还有三省各种税赋以为开销，就算什么都不干，也能荣华富贵，奢侈一生。

    但是，他还不知足，还唆使手下与地主豪绅勾结，疯狂兼并土地，欺男霸女，横行无忌。

    天启、崇祯两朝，天灾不断，民不聊生，他不但不救济灾民，还带头宣称，名下良田，田赋不减一分一毫！

    他可是天启和崇祯的亲叔叔，地位尊崇无比，正是因为他带头，河南、山西、陕西、四川等地的皇室宗亲竞相效仿，不但不赈灾，还拼命压榨，疯狂收租。

    天灾不断，生活难以为继，朝廷和地方又如此压榨，平民百姓怎能不反！

    天启七年七月，饥荒最为严重的陕西，农民起义终于爆发了。

    王二、种光道等，聚集灾民数百，插旗起义于白水县，揭开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

    王二起义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连年大旱，别说是粮食了，当地连草木都吃的一干二净，但是，澄城知县张斗耀仍然使劲搜刮，催征更甚！

    张斗耀催逼之法尤为恶毒，你不交税他就派人去打，打到你交为止。

    王二家人都因此挨了揍，但没钱就是没钱，打死也还是没钱，草根树皮都没得吃了，哪里还有钱交税，他被逼的没办法，只能聚集同样被催逼殴打的灾民，一起冲到县城，杀了知县张斗耀，开仓济民！

    王二揭起义旗之后，农民起义遂成燎原之势，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为了生存，老老实实接受贪官污吏和地主豪绅的盘剥，连草根树皮都没得吃，只要揭竿起义，起码能吃顿饱饭。

    饥民饿急的时候，是相当恐怖的，王二登高一呼，顿时应者云集，先是府谷农民王嘉胤响应，集结饥民起义，王二立马率队北上与之汇合，起义军很快就扩展到五六千人。

    紧接着，安塞的高迎祥，宜川的王左挂、飞山虎、大红狼，洛川的黑煞神，延川的王和尚，汉中的王大梁等等，纷纷揭竿而起，从天启七年到崇祯元年，短短一年多时间，农民起义便遍及陕西境和甘肃东部。

    起义军所经之处，杀贪官，破监牢，开粮仓，济饥民，搞的轰轰烈烈。

    如果光是这样，还没什么，因为农民起义无外乎饥荒之极、无法生存，他们没别的想法，只想吃饱饭而已，他们也没什么战斗力，在明军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这不，陕西大乱，崇祯立马启用杨鹤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杨鹤随便一招“招抚为主、追剿为辅”，擒杀王二，招抚其他起义军，很快，陕西的各路起义军几乎都接受了招安。

    但是，天启朝，受压迫的可不光是平民百姓，边军和屯卫同样苦不堪言。

    为什么苦不堪言呢？

    因为没钱，朝廷不发粮饷，他们同样没饭吃。

    天启朝的税赋，最高的一年才五百余万两，其他时候也就是四百多万两，而光是魏忠贤大封亲族，赏赐的银子就不下四百万两，一年的税赋没了，然后，他为自己修陵寝，耗费三百多万两加上光宗的陵寝耗费一百五十万两，又是一年的税赋没了，还有他豢养的上万带甲护卫，数万奴仆，这些一年也要消耗百万两以上，再加上他手下那些贪到可怕的大贪官如崔呈秀、徐大化之流，上下其手，哪里还有军费！

    据崇祯元年西北各边镇上报，边军拖欠粮饷普遍在二十个月以上，拖欠的最严重的，拖欠了三十六个月，也就是说，天启五年，魏忠贤只手遮天之后，根本就没给他们发过粮饷！

    边军将士因而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为了生存，卖盔甲兵器甚至是卖妻儿的都大有人在。

    盔甲兵器都卖完了，妻儿也卖完了，怎么办呢？

    为了生存，唯有揭竿而起，加入农民起义军的队伍，正是因为边军和屯卫的加入，农民起义军才越来越强，一发而不可收拾。

    这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李自成和张献忠。

    李自成，米脂人，天启年间，陕西大旱，朝廷税赋却分文不减，家中生活困难，他因此出家，当了一段时间和尚，紧接着，他父母相继在饥寒交迫中去世，他因此不得不举债，向当地豪绅艾举人借钱，安葬父母，并应募到银川驿站当一名驿卒，想赚钱还债。

    但是，朝廷根本就不发粮饷，他无力偿还债务，因此经常被戴上枷锁严刑拷打，最后，他一发狠，杀死了债主艾诏，逃奔甘肃当了一名边兵。

    他在军中颇得参将王国赏识，一步步从小旗提拔到了把总，但是，好景不长，崇祯二年，建奴入寇，朝廷急调各地兵马进京勤王，甘州兵马亦接到调令，可是走到榆中，士兵要求发放拖欠的粮饷，王国贪是贪了点，又哪里有这么多钱来发放粮饷，于是，甘肃军发动兵变，王国和榆中县令被杀，李自成自此起事，转战汉中，加入了王左挂的农民军。

    张献忠，定边人，少时曾读书，当过延安府捕快，因事革职，后加入延绥镇边军，因犯法当斩，主将陈洪范观其状貌奇异，为之求情于总兵王威，重打一百军棍除名，因此返乡。

    天启末年，陕西境灾荒不断，禾苗枯焦，饿殍遍野，王二、王嘉胤、王左挂、高迎祥等相继起义，张献忠在家乡聚集十八寨农民组织了一支队伍响应王嘉胤等起义，自号“八大王”，一开始他归附王嘉胤和王自用，后面慢慢自成一军。

    因为他读过书，又受过军事训练，为人多智谋，果敢勇猛，很快就显示了指挥才能，他的部众成为当时以王自用为盟主的三十六营中最强劲的一个营。

    有了这些具备军事才能的边军和屯卫加入，农民军慢慢具备了一定的军事素养，在陕西官军势大，三边总督杨鹤又跟牛皮糖一样他们没完没了，农民军为避开明军主力渐渐东进。

    这一时期，李自成和张献忠等边军和屯卫出身的将领渐渐展露头角，成为农民军中的智囊和主要将领，农民军作战亦由极度分散，各自为战，发展为相对集中，互相呼应。

    崇祯五年，农民军高迎祥、罗汝才、张献忠、李自成等聚集山西，分四路出击进攻大宁、潞州、泽州、寿阳诸州县，崇祯急令宣大总督张宗衡驻平阳，山西巡抚许鼎臣驻汾州，扼制农民军。

    他却没有注意到，从潞州和泽州穿过太行山就是河南彰德府，而越过狭长的彰德府就是北直隶大名府！

    一场危机正在慢慢降临，京城又将面临危局。

    而此时，福广总督张斌却在琉球大获胜，不但一举阴掉了萨摩藩主力，还逼迫萨摩藩藩主岛津忠恒割让濑之岛、中之岛、口之岛、屋久岛、种子岛二十年，并赔偿白银一百万两。

    甚至他还要求东瀛开放鹿儿岛、高知和大阪作为通商口岸，当然，高知和大阪萨摩藩藩主岛津忠恒是无权开放的，所以张斌令卢象升带着岛津忠恒和四十艘威远战列舰去江户，好好问问德川幕府，看他们同不同意开放高知和大阪。

    在这期间，他还命人招来了东盛堂东瀛大掌柜郑芝鹗和派驻东瀛的密探首领陈浩，让他们着手开拓东番后卫至东瀛的商路，同时命戚家军押着两万多萨摩藩俘虏在那霸刚修筑城池、炮台和棱堡，以为商路中转之地。

    德川幕府会不会同意开放高知和大阪呢？

    这个答案其实不问可知，在坚船利炮面前东瀛也得趴，历史上他们也被列强逼得签订了不少不平等条约，开放了很多港口，更何况这次张斌并没有要他们签订不平等条约，只是让他们开放两个通商口岸而已。

    德川家光听了岛津忠恒的汇报，又跑到城墙上看了看明军的威远战列舰，立马就怂了，就开放两个港口而已，又不要命，如果不答应，人家几轮炮弹下来，好好的江户城就毁了，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