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并没有太在意王庭撰略带夸张的赞许，只是继续补充道：“具体这些账目该怎么做，每一项物资需要精确到什么程度，考虑到你此前并未有过相应的幕僚班底，所以我已经特意为你准备了一批人，都是在京华工匠学堂财务系深造过的，你到时候挑上十几个带去甘肃。”

    “莲塘。”高务实说到此处，忽然又严肃起来，认真地看着王庭撰道：“你我之间关系非比寻常，有些话我也不想拐弯抹角。这批人派给你，不是我想干涉你在甘肃的差事，而是兹事体大，如果没有这样一批专业人才帮衬，就算我亲自去了甘州，三个月之内也做不完这么多事。所以，希望你能体谅，更不要有所误会。”

    王庭撰本来一听高务实要他带这么多人去甘肃赴任，的确是略有不悦的。这是因为按照大明朝的成例，一地主官本人未必亲自负责多少“业务工作”，更多的时候只是拿个大方向，而幕僚班子往往才是真正为主官做事的人。

    于是越是大官，其幕僚班子手中的实权就越是极大，而此刻高务实直接让他带“十几个”京华培养的“幕僚团”过去，那王庭撰自己基本上就不必带什么幕僚了，相当于这个幕僚团如果愿意，轻轻松松就能把他架空。

    但是，高务实直接把这件事点破，性质就不一样了。高务实是怎样的人，王庭撰自问基本还是有把握的。简单来说，这是个有极大理想的能臣。

    在王庭撰看来，高务实心里一定想搞一场影响巨大而且深远的大改革，但他汲取了宋时王安石的教训，并不是一下子推出一大堆的改革措施来，一面搞得社会层面难以适应，一面搞得旧有利益集团恨不能生啖其肉。最终，因为一些用人失误导致的问题使得改革夭折，后来还长期被当做“瞎胡闹”式改革的典型。

    在王庭撰眼中，高务实不仅理想大，而且城府深，心里藏得住事——这一点很重要，越是要干大事的人，就越要心里藏得住事。有点什么想法就忍不住到处嚷嚷的人，永远是最不可靠的，和这种人做朋友，甚至和他们交心，那么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有意还是无意，大概率他们早晚有一天会坑到你。

    高务实就从来不说他改革的最终构想，却总是在恰当的时机推出一个恰当的改革，而当你以为他只是看到时机所以有所举动之时，回头一看却发现他为此早已布局多年。

    这就太惊人了，甚至堪称恐怖。因为这意味着当你连问题的苗头都没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想好了解决手段，并且为之提前部署了力量，只能问题冒头，他就能随手解决。

    这是什么级别的“大医”？这是扁鹊他大哥的水平，却偏偏选了他二哥的出手时机啊！

    扁鹊他大哥是你还没病，他先想办法让你不生病；他二哥是你刚有症状，还在小病轻症阶段就被他轻易阻断，让你生不了大病。

    高务实之所以选择不了做“扁鹊大哥”，是因为病因不是出在他的时代，所以他只能在病发之时立刻解决。但是，考虑他的提前部署，可想而知他其实是以大哥的水平做了二哥的事，根本不必像扁鹊一样等到重症再出手救治。

    理想大，能力强，这就是王庭撰对高务实的评价。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高务实似乎真的没什么私心。说实话，这也是王庭撰最想不明白的一点。

    华夏数千年，冠冕堂皇的话大家都知道说，可一心为公的人究竟能找出几个？

    不错，高务实如今自己就是天下首富，说他“一心为公”好像总有点别扭，可是真要仔细想想就会忍不住发出另一个疑问：他这京华真的是为他自己敛财建立的吗？

    京华这二十多年干成了多少事啊，为大明朝的“万历中兴”出了多大的力啊？

    没有京华，大明朝这些年练得出如今这样能反过来震慑蒙古的骑兵新军吗？没有京华，朝廷大几十万规模的火枪兵和炮兵是天上掉下来的吗？没有京华，如今一年上千万两规模的海上贸易、数百万两的朝廷岁入是凭空产生的吗？没有京华，南北东西各国各地的贸易往来能有今日盛况吗？没有京华……简直不可想象！

    然而即便如此，高务实对京华却比对其他任何人下刀更狠！最直接的一个证据就是京华每年缴纳的税款比例全国最高，总额自然也是全国最高！

    有多高？基本和全大明最富庶的南直隶持平！这是什么概念？要知道，南直隶的秋粮税款将近占全大明的四分之一！

    [注：按原历史上万历六年(1578年)的数据，南直隶秋粮占比为全国的23%。之所以不说夏粮，一来因为夏粮占比南直隶也高达20.49%，二来也因为夏粮属实不是主力，秋粮才是。当然，南方欠税相对比北方更严重，实际缴纳可能略有出入。但至少从可查数据而言，“将近四分之一”的说法应该问题不大。]

    一个京华一年缴了几乎相当于整个南直隶的税，这纳税比例放在其他人、其他家族头上，那完完全全可以称得上是破家为国了！可是，高务实说什么了吗？没有。

    不仅没有，甚至这样夸张比例的税率还是他自己一步步加上去的，举国上下独此一家，别无分号。而这也正是从来没有人在“钱”这个问题上弹劾高务实的最硬核理由。

    一家交了一个南直隶的税，还从没有闹出过什么社会动乱，甚至拉动了不少人跟他一起发财，这叫人家还怎么弹劾？狗咬刺猬，无从下口啊。

    既然是这样一个人，王庭撰自然知道高务实让他带京华的幕僚团去甘肃并非高务实自己想搞点什么名堂。王庭撰之所以一开始有些不悦，其实主要是觉得高务实这样做是不相信自己的能力。

    但是，高务实犹如未卜先知一般，主动给了台阶：“就算我亲自去了甘州，三个月之内也做不完这么多事。”

    这话说出来，王庭撰的气一下子就顺了——天下理财第一人都说了，如果不带这些人，他亲自去也搞不定。既然如此，那我王某人带上这些人也理所当然嘛！

    “元辅放心，个中道理下官自然明白。”王庭撰顺了气，自然就坡下驴，顺势应了下来，然后问道：“那么，元辅所言第三件事是？”

    高务实深吸一口气缓缓吐出，沉声道：“第三件事，划定此战三位要员之权责。”

    王庭撰听得心中一惊，暗暗生出一丝不妙，瞥了旁边的熊廷弼一眼，却见熊廷弼反而面色坦然，因此又收回目光，朝高务实问道：“元辅有何定夺？”

    高务实肃然道：“前线大军如何作战，权、责皆在省吾(刘綎)；后方军需粮草保障，权、责皆在莲塘；地方、军中纲纪，权、责皆在飞白。”

    不等王庭撰和熊廷弼发问，高务实继续道：“所谓权、责，无非所命所辖也。举个例子，如果前线打得不好，只要此时莲塘已保供应不匮、飞白已使纲纪不紊，那么战事不顺之责，我便唯刘省吾是问。至于你们二位的功劳，该有的一点也不会少，不受刘省吾影响。

    换过来，如果刘省吾前线需要的物资，莲塘你不能足额供应，最后吃了败仗，那么首罪便是莲塘你了，刘省吾反倒是次罪；而如果军纪不整，发生了一些违我军令之事，则无论战胜战败，飞白你都难辞其咎。”

    熊廷弼本来想等王庭撰先表态，但王庭撰似乎陷入了思考，一时未曾言语。

    他担心冷了场，元辅面上须不好看，因此便先开口道：“廷弼此去，已然做了马革裹尸的准备，既然死都不怕，自然也不怕杀人。今日元辅既然说得这般明白，那廷弼也敢立下军令状：若此战军纪败坏，作奸犯科者我先斩之，而后请元辅斩我！”

    这番话熊廷弼说得斩钉截铁，高务实一拍桌子，大声赞道：“好，有担当！不过你此行要遵照的军法却与寻常不同，本阁部待会儿派人把我以往带兵时的军令交给你一份，你照那个办理就好。”

    高务实自有一套军令，这件事熊廷弼是知道的。不仅知道，甚至几乎都记得——因为高务实的军令不仅并不复杂，甚至说起来还不如朝廷的军法严苛。

    大明的军法说起来是极其严厉的，一眼望去各种“斩”、“斩”、“斩”。举个例子，将领在台上训话，下面的士兵别说交头接耳了，转头往后看一眼，那都是“按例当斩”。

    问题是，你这军法严厉成这个样子，它真的还具备较高的可执行性吗？显然不具备。也许开国初期大致上能做到，可是稍稍等个十年二十年，这种制度一定会沦为一纸空文，到最后谁也不放在心上了。

    因为，压根没人能按照这种制度带兵——谁知道哪天晚上睡觉就被手下士卒砍了脑袋去。非常

    高务实的治军之策就“宽仁”极了，需要论斩的罪名非常少，拢共也没几条。相反，很多按照原本军法来看属于重罪的项目，到了高务实这里要么变成了“禁闭某(各不相同)日”，要么变成了“罚银某(多少不等)两”，甚至有打扫本部(最高到连级)厕所一月之类。

    看起来，这惩罚相当轻，甚至让外行觉得儿戏，然而事实上却恰恰相反，高务实军中的违纪行为一贯格外的少。

    道理其实很简单，过去说要问斩的几乎都很难真个执行，大家早就习惯了不当回事。高务实军中大多违纪只是禁闭、罚款，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

    可是，禁闭在战时是很难执行的，因此一般也会转为罚款，而罚款这玩意执行起来很简单，却真的很要命——你一点小毛病犯了，动不动罚款一两银子，来上几次这个月直接白干，那可太要命了——老子这真是卖命钱啊，哪里遭得住这般不当事！

    而当你习惯了“高阁老军中不得违令”的从军宗旨，原先不当回事的一些小毛病在几次罚款之后都被你自己提心吊胆的改正过来，那么久而久之就自然形成了良好的行为习惯。三人成众，当所有人都是如此，那么一支军队的风气就为之大变，从此焕然一新了。

    所以高务实的态度一直都是明确的：法令不必过苛，执法却须常严。

    军法存在的意义，是为了让军队能够令行禁止，能够有一套适应战争的行为作风，而不是为了杀掉自己的士兵。相反，动不动就杀掉自己的士兵，只会让军官和士兵之间形成隔阂，乃至不可弥补的裂痕。

    如此久而久之，一旦出了什么情况导致军官无力弹压，士兵们聚合起来闹哗变岂不是理所当然？而这又反过来继续加深了双方的矛盾，导致相互警惕，毫无信任可言。

    就在此时，王庭撰忽然开口了：“此次西征按照元辅所言，我将坐镇甘州，而刘省吾远在西域。双方相距千里，自然不便由我遥制，此乃题中应有之义，我并无异议。”

    高务实悄然松了口气，却不料王庭撰继续道：“不过，我对元辅认定的三件要事忽然有了些明悟，想说出来请元辅听听，看有没有猜错。”

    这话让高务实来了些兴趣，笑道：“莲塘请讲，我知无不言。”

    “第一件事，清理欠饷。此事归根结底只有一个目的：稳定甘肃民心军心，让当地百姓和当地卫军心甘情愿支持出兵。

    第二件事，整理武备。此事是在当地民心军心已有保障的前提下，明确己方实力，从而决定后续补给，确保前线战力。

    第三件事，确定权责。此事是为了明晰三大员各自差事，确保三大员权不相侵、责不相坐(连坐)，杜绝互相推诿、互相污蔑等事，合力一处为西征。”

    高务实听得颇为欣喜，正要说话，王庭撰却继续总结道：“换言之，首先安民定军，然后蓄势待发，最后文武同心，大军出征——不知元辅以为下官所见得中几成？”

    “十成！”高务实抚掌大笑，道：“莲塘见及于此，此战我无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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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完)